中國“入世”十週年，再思開放與改革
中國“入世”十週年，再思開放與改革
201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週年高層論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高度總結和評價了中國入世1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闡明中國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形成開放型經濟新格局。此時此刻，讀《同舟共進》第12期的專題策劃“‘入世’十年：再思開放與改革”，倍覺親切。專題所發文章，高屋建瓴，鞭辟入裏，闡明了如何深化“開放”與“改革”的發展戰略與改革方向。
高尚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指出，明確行政主導還是市場主導，這是深化改革的關鍵。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處理好集中決策與分散決策的關係。文章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經過不斷實踐所得出的正確結論與寶貴經驗。因此，必須強化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揮基礎作用，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遲福林、匡賢明《開放能否“倒逼”改革》指出，入世十年的實踐證明，“開放”為“改革”提供了動力，“開放倒逼改革”既成事實，“未來中國改革要取得進一步突破，仍然需要通過開放帶來的倒逼壓力”，但又不能僅僅寄望于“開放倒逼改革”，“合理的戰略選擇是，堅持開放，但更要主動地改革”，實現“推進發展方式轉變，走公平與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改革目標，而“推進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
梅新育《對內開放應優於對外開放》指出，在入年已經十年的當今中國，“片面強調‘擴大對外開放’無異於僅僅給自己施加約束，卻不要求貿易夥伴承擔任何向中國開放的義務”，如果說“原來建設開放經濟的重心是我方擴大對外開放，現在則越來越需要向貿易夥伴提出開放商品、投資市場乃至人員流動的要求了”。因此，應停止“擴大對外開放”的提法，使用“建設開放經濟”的新提法。同時，要確立“對內開放優於對外開放”的新戰略，確保“對內開放程度必須遠遠高於對外開放”，盡可能保證收益公平分配，在國內確保勞動力自由流動，努力實現“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的雙重目標。葉檀《雙向開放，或者雙向封鎖》指出，中國對外開放是激進而成功的，但對內開放從未跟上，遲緩而痛苦。現在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對外開放而缺乏對內開放，無法改造內部的行政土壤，無法形成真正的競爭環境，無法改變漠視境內投資者利益的不良文化。”“沒有內部的市場經濟，以偷懶的對外開放取代內部的艱難市場建設，必得市場軟骨症。”
馬光遠《“中國奇跡”：市場奇跡而非政府奇跡》指出，中國人均GDP已達4000美元左右，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極具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被稱為“中國模式”。“但是，如果將‘中國模式’歸結于政治上的求穩和經濟上的激進，甚至歸結于政治精英集權式的領導和國有經濟的‘長子’的作用，這無疑是對其最大的誤讀。”實踐表明，“如果沒有市場機制，如果沒有入世之後全球化的市場，中國不可能取得這麼快的增長，這是市場的奇跡而非政府的奇跡。”“中國改革30年財富積累的歷史，既不是政府集權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所帶來的繁榮，也不是什麼威權模式帶來的，而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對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的過度強大已成為最大短板，而非值得炫耀的比較優勢。”高尚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也說，“不能把應對危機的政府行政主導的政策措施，用‘中國模式’固定下來。政府政策的重點在於撬動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作為‘中國模式’，就會轉移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會影響深化改革。”
高尚權還指出，“發展不限于經濟範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將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在此意義上，其他欄目有兩三篇文章與“入世”專題形成呼應之勢。陳季冰《“社會管理”管什麼？》贊同孫立平的見解：今天，社會管理該做的仍然是讓“眾神”歸位：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三者各司其職，各守本分，互補互助，相互制衡。文章強調，“如果政府想在‘社會管理’上有所作為，應該並且只能順應社會生態的自然生長之力。”所謂“創新”，“最重要的就是時時刻刻抑制管制的衝動”，“最大限度地重新煥發社會的自我治理和自我疏導能力。”劉山膺《“文化變法”與“文化自救》指出，2011年10月，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次關於文化產業發展的“文化變法”，也是面對西方文化衝擊的“文化自救”。為此，尊重文化產業的自身發展規律，落實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創造開放、寬鬆、自由的文化創新環境，實現文化產業的充分市場化，“文化變法”與“文化自救”才能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