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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河上的唐詩

2018-03-13 00:22 來源:光明日報 張強

  汴河又稱通濟渠,是隋煬帝在先秦鴻溝、東漢汴渠等基礎上興修的運河。這條運河的起點是洛陽西苑,終點是揚子渡口(在今江蘇揚州南揚子橋附近),其中包括淮河航段、春秋時吳王夫差在江淮之間開鑿的邗溝,如史有通濟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隋書·食貨志》)之説。

  通濟渠是唐王朝最繁忙的交通線。李吉甫記載:“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于泗,達于淮,自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禦河,河畔築禦道,樹之以柳,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一》)這裡所説的“後代實受其利”,是指隋煬帝建成通濟渠以後,唐代坐享開通之利。這一認識貫穿于唐代的始終,如晚唐皮日休以詩歌為載體表達了與之大致相同的看法:“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汴河懷古二首》其二)首句用“盡道”領起全篇,敘述隋煬帝大興土木興修通濟渠導致覆滅事。二句筆鋒一轉,稱千里航線開通後給唐王朝帶來巨大的利益。三句與首句相扣,補足隋煬帝滅亡的原因。四句與前三句呼應,認為隋煬帝興修通濟渠可與大禹治水疏通九河相提並論。這首詩雖然只有四句,但生動形象地揭示了通濟渠即汴河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唐王朝定都關中長安後,黃河流域的農業經濟走向衰敗,江淮農業經濟穩固上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租賦依賴江淮即東南的局面。史稱:“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新唐書·食貨志四十三》)唐高宗以後,關中及長安依賴江淮的程度進一步加深。當時,每年從江淮運往關中的租米為一百萬石到一百二十萬石,最高年份達四百萬石。但這裡不包括沿途損耗及運輸費用等,如以明代漕運“率四石而致一石”(黃宗羲《明儒學案·都督萬鹿園先生表》)為參照,那麼,每年起運的租米應在四百萬石到一千二百萬石之間。如果以每船運四百石為基數,那麼,在汴河上行駛的運糧船(主要是官船)應在一萬艘到三萬艘之間。如果再把有其他功能的官船、民船和商船算上的話,那麼,汴河上“舳艫相繼”當不是一句空話。

  這一時期,詩人以汴河為興象,極大地豐富了唐詩的內容。如劉禹錫在《楊柳枝詞》中吟唱道:“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楊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墻不見人。”詩人緊扣隋煬帝行宮、汴水、楊柳、楊花等意象,在關注歷史中留下了耐人尋思的意味。李益《汴河曲》雲:“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從表面上看,這首詩與劉禹錫的《楊柳枝詞》多有相似之處,抒寫時間和興象基本相同,但詩人由物及人,以“愁殺人”三字收筆抒發了揮之不去的羈旅之愁。白居易屢遭貶謫,重走三十年前走過的汴河路,留下了“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還。繞身新眷屬,舉目舊鄉關。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愁鬢,此日兩成斑”(《汴河路有感》)的感喟。崔顥《晚入汴水》雲:“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幾日,鄉路漸無多。晴景搖津樹,春風起棹歌。長淮亦已盡,寧復畏潮波。”詩緊扣詩題,在寫景抒情中將客愁延展到汴河棹歌之中。韓愈送別詩充滿了力量,以汴河為興象表達了對友人的激勵和期許,如在《送汴州監軍俱文珍》中寫下了“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劍铓寒”的鏗鏘有力的詩句。人生有歡樂也有不如意的時候,友人落第經汴河東歸,賈島以“下第子不恥,遺才人恥之……浙雲近吳見,汴柳接楚垂。明年春光別,回首不復疑”(《送沈秀才下第東歸》)等勸慰,希望友人在挫折中奮起。岑參的汴河送別詩別具一格,像他的邊塞詩一樣有氣勢,如《送張秘書充劉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覲省》有“劉公領舟楫,汴水揚波瀾。萬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寬”等,這些詩句以汴水為喻,抒寫了天地寬廣的豪情。與岑參相比,盧仝的詩充滿了想象力,如他在《冬行》中寫下了“不敢唾汴水,汴水入東海。污泥龍王宮,恐獲不敬罪。不敢蹋汴堤,汴堤連秦宮。蹋盡天子土,饋餫無由通”這樣耐人尋味的詩句。白居易語言精練傳神,寥寥數筆生動地勾勒了汴河遠通江南的大交通,留下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長相思》)的婦孺皆知的名篇。李敬方《汴河直進船》雲:“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汴河是唐王朝的生命線,當國用不足只能依賴江淮租賦時,汴河成了唐王朝搜刮東南四十三州民脂民膏的運載工具。詩最後筆鋒一轉,將錯綜複雜的情感表述為“取盡脂膏是此河”,增強了批判現實的力度,傳達了力透紙背的力量。

  唐代以後政治中心東移和北上,汴河徐州以西的航段逐步廢棄不用。時至明末清初,開闢京杭大運河新航線,汴河徐州以東至泗州(今江蘇盱眙淮河鎮)入淮的航線也廢棄不用。這樣一來,汴河或成為殘溝斷壑或成為農田,遂給後世認識汴河行經的區域等帶來了困難。如歷史上的梁園,是漢代梁孝王劉武在梁國都城睢陽(今河南商丘睢陽)建造的園林。李白長期在此居住,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梁園吟》。問題是,李白為什麼會以汴河為興象,在詩中寫下“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余汴水東流海”(《梁園吟》)等詩句?如果關注一下唐詩便可以解除其中的疑惑。如姚合《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有“初經鹹谷眠山驛,漸入梁園問水程”詩句,兩相對比,當知李白以汴河為興像是從眼前景寫起的,又知汴河行經睢陽時從梁園中穿過。又如杜牧《汴河懷古》有“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復道漢梁王”等詩句,結合《史記·梁孝王世家》“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裏。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余裏”等語,當知隋煬帝修通濟渠時利用了梁園的水面,這一水道為唐代所繼承,沿途經過漢代梁園中的平臺、復道等遺址。如果將李白、姚合、杜牧詩聯絡起來讀,當知梁園是汴河東行時不可或缺的航段節點,進而補充史料中的不足,為全面認識汴河在唐代的水道提供必要的幫助。

  汴河有兩個汴口,一是汴河入黃河的河口即滎陽汴口,一是汴河入淮河的河口即泗州汴口。歷史上的兩個汴口都是唐詩關注的對象,如果粗心大意的話,很容易將泗州汴口誤認為是滎陽汴口。如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有“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句,此時杜牧在淮南節度使幕府任職,赴京北上自然是沿淮河入汴河。聯絡詩中的風物,這裡所説的汴口只能是泗州汴口。如顧祖禹論述道:“汴水自河南境流經泗城東,而合於淮,亦謂之汴口。”(《讀史方輿紀要·川瀆四》)滎陽汴口和泗州汴口相距千里,如果誤讀的話,將會犯地理方位上的錯誤,進而影響到對詩人行程及詩歌的正確認識,同時會對唐代以前汴河的航線及行經區域造成誤解。

  河陰縣是唐玄宗一朝加強漕運在滎陽汴口一帶建河口倉的産物。裴耀卿受命主持漕運後,採取了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洛、河不入渭的接運之策,重點建設了位於滎陽汴口的河陰倉。杜佑指出:“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敕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通典·食貨十·漕運》)河陰倉是河口倉,是汴河漕運入河時的重要節點,在唐代漕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為加強對其的管理,唐王朝析三縣之地建河陰縣。如史有開元二十二年(734)八月“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河口置輸場。壬寅,于輸場東置河陰縣”(《舊唐書·玄宗紀上》)之説,樂史又有“河陰縣,東北一百四十里舊三鄉,今二鄉,其地即汜水、滎澤、武陟三縣之地也。開元二十三年,侍中裴耀卿奏以地當汴河口,便於漕運,宜析上三縣之,置縣以頓之”(《太平寰宇記·河北道一》)之説。白居易在《河陰夜泊憶微之》中寫道:“憶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應上郡樓。萬里月明同此夜,黃河東面海西頭。”從詩題“河陰夜泊”中當知,河陰是自汴河入黃河的航段節點。雍陶在《河陰新城》中描繪道:“高城新築壓長川,虎踞龍盤氣色全。五里似雲根不動,一重如月暈長圓。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自有此來當汴口,武牢何用鎖風煙。”雍陶生活在晚唐,約公元834年前後在世,此時上距建河陰縣的時間約一百年,雍陶以“河陰新城”為題,當知此城有別於舊城。在這中間,棄舊城建新城固然與黃河水文變化多有聯絡,以詩證史,亦可知河陰縣在唐代汴河及黃河漕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從初唐到盛唐,從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唐代詩人行走在汴河上,留下了大量吟咏汴河或以汴河為興象的詩篇,這些詩篇從不同的層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歷史歲月和風貌,雖有不同的取向,但拓展了藝術創造的空間,具有很高的審美及文獻價值。

  作者:張強(淮陰師範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18年03月12日 16版)

編輯: 陳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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