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在中國實施大部制改革後，第一個涉及國有企業集團改組的方案正式出臺，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聯合下發的《關於深化電信體制改革的通告》揭開了中國電信運營商企業重組的大幕。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發佈《通告》的主管部門中並沒有一直站在電信重組風口浪尖的國資委，這使得人們對電信重組的進程不得不加以新的猜想，至少，在近幾年電信體制改革中，那雙許多人都對之無奈的“閒不住的手”在此次改革中縮了回去。我想，僅此一點，我們就應對已啟動的電信重組抱有盡可能多一些的希望。
在重組的始動力中,國資管理部門的主導曾經影響了其它所有的重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最初的重組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對國有資本的“砌墻”方案，重組的目標被諸多專家指責為是殺富濟貧，重組僅僅站在資本拼蛋糕的角度，對電信運營業的產業優化、市場優化、公司體制創新、有效的管制體制建立等，均缺少制度性安排，所以，被廣泛稱為一個不可能有實質效果且必定失敗的方案。而從正式出臺的重組方案看，有關部門無疑考慮到了專家們的意見，重組方案和指導性建議已突破了單純的資本領域重組，加入了大量產業優化和制度創新的內容。
在《通告》中，重組的實施方案採用了以下文字描述：“基於電信業現狀，為實現上述改革目標，鼓勵中國電信收購中國聯通(9.74,0.00,0.00%,吧)CDMA網(包括資產和用戶)，中國聯通與中國網通合併，中國衛通的基礎電信業務併入中國電信，中國鐵通併入中國移動。”
儘管所有人都知道，在目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下“鼓勵”事實上代表著“一定要照辦”，但國家文件在用語上的調整，已充分顯現出正式出臺的電信重組方案，在指導思想、改革目標、發展動力和推進路徑上均與此前傳說的方案有本質的不同和提高，電信運營商按市場和產業發展要求實施重組的空間前所未有地拓寬。而其中，衛通的基礎電信業務併入中國電信，無疑是對剛剛發生的四川地震的反省和補救(原方案傳衛通併入航天工業總公司)。
舊體制下的難產改革
中國電信運營業第三次重組終於在千呼萬喚中浮出水面，這是一個經歷了幾年討論，經歷了專家學者和運營商一次次口誅筆伐的難產改革。而從產業發展和制度創新層面看，這又是電信運營業一次遲到的變動。
在此前傳出的重組方案中,幾乎所有研究電信產業的人士都非常清楚，以國資管理部門牽頭制定的電信重組,其原始動力和重組的結果肯定難以一致，也是不可能一致的。
在2007年初重組預案被傳出後,幾乎絕大多數的電信專家都看到重組存在的直接或潛在的問題，但是，絕大多數專家都刺心痛腹地知道，在現行的體制、市場、決策方式下，更優的重組方案是拿不出來的。
現在，重組的序幕正式拉開，不論電信運營商、設備商，還是資本市場,多多少少都有些葉公好龍的窘迫。不是怕，而是沒搞懂真龍是什麼？更令人擔憂的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一些公司、一些領導人抱著舊體制的思維方式來解讀重組方案，而對重組方案的一次次推遲，也是用舊體制的樣本予以應對。
什麼是電信運營市場的舊體制？就是“被不斷越權的行政管理禁錮下的一切行動聽指揮而不主動進取的運營方式，是對運營商機械性的考核方式掩蓋下的利益集團主義，是缺少對產業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基本了解下的對電信運營企業發展經濟方式的行政干預，是在行業壟斷下完成的二級、三級的行政壟斷與產業壟斷的組合體”。因此，在舊體制下，電信運營企業的改革和重組，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運營商的事情，而是那些越權管理者自己的事情，甚至是這些越權者謀取政績的途徑和手段。
可以講，電信重組拖到現在，重組方案如此難產，電信運營商如此地被扔在筐裏當煤球搖，海外投資資本一次次被拉入迷魂陣，均是因為舊的行政管理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被擺在高速公路的路沿上，不願意被市場經濟所“冷落”。
也正是因為如此，正式出臺的電信重組《通告》才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氣息和希望，由“鼓勵”到“限期完成”的改變，是新機制的蓓蕾，是重組帶給中國電信運營商最大的機會。
我想，也正是因為重組方案以如此的方式和時間公佈，那麼，落後的行政管理體制的衍生物也將不再如從前一樣不可抵禦，我相信證券市場狂炒電信股票的時代也要終結。
在所有的猜想變為現實後，難產而生的電信重組，將實實在在交給電信運營商一個前所未有的攻堅戰，一個並不浪漫的新生活的開始。
能否改變市場結構失衡
重組方案公佈前後，許多人都對重組是否能改變目前的電信市場結構失衡提出疑問。
事實上，寄託于一項電信重組方案就能解決市場結構失衡是極端幼稚的思維。更明確地講，再好的重組方案也都不可能是解決電信市場失衡的根本手段。
從產業發展的基本演進方式看，在某一產業內部已經存在嚴重結構失衡的情況下，即便通過存量調整，允許落後者擁有先進者的業務和技術，但由於後進入者處在重復先進入者業務的被動情況，因此，後進入者的進入門檻和成本都會高於先進入者，要解決這種被動局面，後進入者就必須選擇新的運營模式和業務組合手段。
由此，在完成此次電信重組的過程中，重組方案只能為解決結構失衡搭建一個平臺，比如各家公司均等的全業務牌照，但是，重組啟動後，新電信和新聯通如果僅僅基於存量業務制定發展戰略，在獲得全業務牌照後僅僅按照既有的移動運營思路確定業務選擇，那麼，這一輪重組非但不能解決結構失衡問題，而且會進一步加大中國移動一家獨大的局面，同時，進一步失衡的結果並不是重組造成的，而是因運營商自身“抱著金飯碗找飯吃”的傳統發展手段形成的。
此外，此次重組方案並沒有與明確的非對稱管制政策同時出臺，這也決定了重組不是消除電信結構失衡的核心手段。
從產業優化和創新機制培育看，非對稱管制必須有明確的針對性，在弱勢公司不能提出新的發展思路和增量創新的規劃之前，非對稱管制很容易演變為一種討價還價行為，這一方面使非對稱管制難以做到目標明確，也很容易導致非對稱管制對有效競爭的破壞。
因此，我在以前的研究報告和文章中一直堅持一個觀點，即：電信重組後，市場結構的調整必須基於增量市場，而增量市場是指創新業務、融合業務，以及全面圍繞信息化建設開展的開放式信息應用平臺的服務。作為處在弱勢地位的新中國電信、新中國聯通，只有充分考慮自身的資源配置，儘快完成新業務的規劃和創新機制的設計，才可能有針對性地向主管部門提出相應的非對稱管制訴求。
最大贏家是創新者
從2007年底，海內外諸投行和資本市場的人士就在不斷地向我諮詢：電信重組後，誰是最大的贏家。許多電信經濟研究機構和個人也都在動用自己手中的各種工具，試圖預見性地回答：誰是重組的最大受益者。各家電信運營商更是緊鑼密鼓地勾畫重組後可能演進出的市場結構和業務份額。
如果按照已公佈的重組方案，不論中國移動，還是新中國電信、新中國聯通，依照存量資源，都不是贏家，也都不是必衰者。
從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大趨勢看，如果中國電信、新中國聯通在獲得全業務許可情況下，仍抱守存量資源，簡單地在固有的語音、寬帶、數據、增值服務上做存量發展，我認為，不用三年，重組後的電信、聯通就會壽終正寢，而中國移動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和業務規劃，在走出移動互聯網的初期瓶頸後，會以更強的優勢拉大與其它運營商的差距，在產業和市場層面阻止電信、聯通在移動領域和融合業務領域的發展，並形成中國移動的徹底壟斷。
所以，管理層最初所設想的資本層面的重組是存在巨大缺陷的，重組的實施只有建立在產業層面及業務創新層面，才可能依靠增量市場和增量服務的調整，實現結構優化。
對習慣於向國家要政策、要保護的國有電信運營商而言，近些年對存量的關心遠遠大於對增量的探索，面對重組後的發展和規劃，主要涉及的都是存量資源問題，或者是企業與行政管理部門在存量資源患得患失上的討價還價。這裡涉及到運營商對監管政策的單相思式的調整，對資費的保護與哭訴，對競爭對手的攻擊與抱怨，傳統的“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已成為各家電信運營商求生存的法寶。
而事實上，在實施電信重組的過程中，宏觀經濟層面的發展與改革必然決定“會哭的孩子不但沒奶吃，而且還要優先考慮如何斷奶的問題”。
所以，僅從存量資源判斷誰是電信重組的贏家，只能使已有的光明變得模糊，眼前的光明也變成黑暗。
站在思想創新、體制創新的高度看，重組後的電信商只有真正建立起創新機制，才可能走出圍城，在業務、服務、產業鏈整合、價值鏈提升等方面取得跨越式發展。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體改所研究員) （編輯：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