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之辯

新勞動法實施之後，勞動工資的增加只是把曾經扭曲的關係重新調回到合理的位置和水平。但這一過程總是充滿著如下的緊張和焦慮。

本報記者獲悉，僅2008年1至3月，瑞安市勞動監察接受勞資糾紛多達292件，同比翻了4倍，其中10家企業發生的爭議糾紛是群體性勞資事件。

勞資糾紛也為如下一個背景做了最好的注腳。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一份關於農民工最新生存狀況研究報告指出，農民工平均每週工作6.5天，而工資卻比全國職工平均水平低很多，很多農民工加班卻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有四成以上沒領到加班費。

前述調查報告顯示，人力成本佔據勞動密集型產業比例很高，以紡織服裝、鞋、帽製造業為例，約為30%，而隨著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企業要支付加班費，且很難在基本工資上做貓膩等，人力成本所佔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

這種高比例決定了人力成本這一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帶來企業的利潤大規模的降低。

記者在溫州調查顯示，溫州中小企業員工一般每月都是2天到6天的休息，以2到4天的居多(法定是8天的休息)，且大多是固定工資，比如溫州市區(含鹿城、龍灣和甌海三個區及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定最低工資是每月750元。

事實上，750元作為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溫州諸多企業的基本工資的標準，而有企業將福利津貼等都違規算入最低工資，導致無論工人工作多少，工資基本圍繞750元轉。

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後，浙江長城換向器有限公司的一份內部資料顯示，“公司各類職工保險增加企業負擔450%，預計達396萬元，”這其中包括工傷、醫療、失業、養老和生育險(簡稱5險)，只有住房公積金不用交。

但新增的員工福利最後的結果卻是勞資雙方都不滿意。

“社保要累計繳費15年，退休後才能拿到養老金，這個規定讓我們覺得不靠譜，沒有安全感。”一位員工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表示。

在調查中，記者也被反復告知，大幅度增加員工福利並沒有讓企業工人感到滿意，瑞安長城公司的一份內部材料稱，以外來工繳納數額最大養老保險為例，“工人在交養老保險時不積極，因為每個月要交100多塊錢，並且退保工人只能拿到員工自己繳納的那部分(工資的8%)，公司交的部分拿不到(工資的20%)，且只能在浙江省內轉移，很多員工堅決不交。”

陳則娒對《新勞動合同法》表示支持，認為其對於規範市場用工環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最關鍵是《新勞動合同法》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比如養老金不能全國流動。”

陳舉例說，“養老保險全國統一，養老金網絡不健全，導致工人處於消極交保費狀態，如果能中央政府統一建成一個類似身份證系統的話，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儘管《新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九條指出“國家採取措施，建立健全勞動者社會保險關係跨地區轉移接續制度。”但目前相關規定尚還停留在紙面上。

相關資料顯示，溫州全市332多萬的外地務工人員，外來員工的居住證辦理、就醫問題、子女上學等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一個大的瓶頸。

“好的學校不讓外來務工子女進，對外來務工子女開放的學校名額又很有限，所以逼迫務工子女選擇其它學校，而這些學校就借機收取擇校費，這讓很多外來務工的農民工選擇其它地方。”一位企業負責人對記者如是表示。

減稅正當行

一系列的成本問題勾連的是企業家的信心指數。

4月底，浙江省統計局副局長王傑表示，浙江省一季度企業家信心指數和企業景氣指數比去年四季度下降9.9和15.2點，更是比去年同期下降13.9和15.6點。瑞安市企業家協會提供給本報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瑞安全市三大主導行業、六大傳統產業，絕大部分屬於勞動密集型行業，其中20%已經關停，製鞋業已經有1/3歇業。

對付成本問題，此前一直是溫州中小企業家得心應手的本領。“去年我們就把結算貨幣改成歐元了，要不然今年虧損是一定的。”4月30日溫州最大的製鞋企業之一的賽納集團董事長陳則娒告訴記者。

企業微觀的緊急行動仍然跑不過宏觀緊縮政策的出臺行動。對此，陳則娒表示“包括新勞動合同法等政策實施之後，企業緩衝時間沒有，空間太小，相關配套措施不完整，給企業帶來了較大衝擊。”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兩稅合併之後，雖然所得稅比以前有所下降，但是政府的相應措施更快，“兩稅合併前，我們還可以享受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減免稅，但現在這項優惠在兩稅合併之後已經沒有了。”陳則娒苦笑道。

“遲早要實現勞動法，工資高、後勤好、環境好、家屬得到安排，越來越人性化發展，這肯定是好事，但企業和員工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時，政府是不是也要有配套措施呢？”問題淺顯，但已經是中小企業主們共同的感受。

本報記者在調查時也獲悉，現在企業做慈善已經在溫州成為流行。“有些慈善活動，並不是你想出錢就能參加的。”陳則娒告訴記者，“企業家們現在更願意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如果有配套措施會更好。”

除了前述社會保障需要全國統一之外，減稅已經成為挽救中小企業邊緣行走的主要政府配套措施。

在我國，民營企業的增值稅的稅率偏高是難以回避的現狀。我國現行增值稅制把納稅人分為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民營企業大都屬於小規模納稅人範疇。其中工業企業徵收率為6%，商業企業為4%，表面看，比一般納稅人法定稅率的17%、13%低很多，但民營企業的進項稅額不能抵扣，實際上，其稅負遠遠高於一般納稅人。

此外，民營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率偏高。目前，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名義稅率是33%，另外規定年應納稅所得額在3萬∼10萬元和3萬元以下的，分別按27%和18%的優惠稅率徵收。雖然這兩檔優惠稅率不是針對中小民營企業制定的，但多數民營企業適用它。儘管如此，這一優惠稅率仍然偏高。

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外資企業和國內大型企業優惠待遇多，而中小企業優惠少。如果再算上民營企業稅前扣除項目少和經濟效益低，根據量能負擔的原則，更顯得中小企業稅收負擔重。

在內外資兩套企業所得稅合併後，按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微利企業實行20%的低稅率，企業主們普遍認為，這也顯得高了些。因為新企業所得稅法的正常稅率是25%，比現行稅率低8個百分點，而新稅法規定的微利企業的20%的低稅率，雖然比現行的27%這檔稅率降低了7個百分點，但比18%那檔稅率還提高了2個百分點。

可以資以驗證的是，即使如前述調查顯示，大量的中小企業關停，甚至GDP數據出現了不同程度下滑，但是政府的財政稅收仍然呈現高速增長勢頭。如瑞安市，即使一季度GDP,如果考慮閏年的算法，下滑了5.5個百分點的話，而同期財政總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卻分別增長了27.9%和20.9%。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溫州、浙江。

在新勞動法作為配套實施之際，“減稅正當時”。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秘書長王川流告訴本報記者。

(編輯：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