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簡歷
王石，1951年1月生於廣西柳州，蘭州鐵道學院給排水專業畢業。1983年到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工作，1984年組建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總經理；1988年起任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99年2月辭去公司總經理一職，現任萬科公司董事會主席。
帶著兩條煙返回東門招待所。躺在床上腦海裏浮現著姚主任的那張笑臉，是嫌兩條煙太少還是真想幫忙？輾轉反側，一宿難眠。翌日，順利辦下兩個計劃外車皮指標。
通過這件事，我悟出一個道理：在商業社會裏，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是買不來尊重和榮譽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經營企業的底線：絕不行賄！
沒想到的是，太太還是捲入一場風波，有一點我一直沒有說，太太在那之前在美國出了車禍，幾近癱瘓，一直住院治療，實際上根本沒有能力去炒股。她以前有個賬號，一直在做委託理財，有七八十萬一直放在證券經理那裏，後來新換了一個操作員，可能是業務不熟悉才購進成萬科的股票……
“我雙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覺天空是那麼的藍，雲朵是那麼的白。那種激動的時刻20年以後再也沒有過。”這是王石經歷一次大悲大喜後的感覺。
王石是30年風雲激蕩中屹立不倒的英雄，然而他挖掘“第一桶金”的時候卻差點破產，他以倒賣玉米起家，香港一種雞飼料發現致癌物質的報道讓他倒賠70萬元，然而他卻逆流而行買下更多玉米，後來一個更正報道又讓我補回賠掉的錢，還賺了300多萬。
在萬科建築研究中心的辦公室，王石向記者講述他個人以及萬科這幾十年的歷史，這種“逆流而行”幾乎一直伴隨著他。從永不行賄到贊成宏觀調控；從放棄個人股份到提出“高於25%利潤不做”……王石通過一個個的故事向記者解釋，“反常”的背後其實是基於更高更遠的判斷，而萬科也並非他人生的全部，他的講述讓我們進入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而這一切與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生產力和人的解放有關。
大悲大喜掘得“第一桶金”
我最早的生意是倒賣玉米，香港一種雞飼料發現致癌物質的報道讓我倒賠70萬元，後來一個更正報道又讓我補回賠掉的錢，還賺了300多萬
改革開放30年中，建立特區對我個人而言是一次命運的選擇。
1977年，我從蘭州鐵路學院給排水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做技術員，當時的工資是每月42元。1983年5月7日，抱著想做點事的想法，我乘廣深列車抵達深圳，到深圳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區發展公司謀求發展，但做什麼並不清楚。
當時中央給深圳特區一些特殊政策，特區也在熱火朝天的建設中，機遇比較多。經調查市場後我了解到，只要能解決運輸工具，組織來的玉米不愁沒人要，我找到廣州海運局，回答只要有貨源，隨時開通，就這樣開始了玉米的生意，做三四個月，賺了40萬元。
1983年8月，香港媒體的新聞報道說，雞飼料中發現致癌物質。一夜間，香港人不再吃雞肉，改吃肉鴿，暢銷玉米成了滯銷貨，只得以30噸玉米1.2萬元的低價賣給魚塘佬養魚，相當於每噸400塊。整個一役下來，賠了110萬，把白手起家賺的40萬搭進去，還有負資產70萬。
足足睡了24小時，我起來打點行裝，踏上北去的火車，再從廣州搭上飛大連的航班，找到大連糧油進出口公司，將所有1.5萬噸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島，把外貿庫存的玉米全買下來，總共3萬多噸。為什麼還敢豪賭？當時我已經瀕臨破產，不賭不行啊？我也想好了，大不了失敗了移民國外做個二等公民。我不相信香港人今後永遠不吃雞，但什麼時候開始吃，這是個問題。如果玉米運到深圳，香港人還沒有喚起吃雞的熱情，就會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積壓；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執地“以鴿代雞”，那我只有徹底認輸。
還差兩天，7000噸船就要停靠蛇口赤灣碼頭了，這時香港報紙刊登了一條消息：之前的報道有誤，飼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質。這消息如同及時雨！兩家大飼料廠全向我訂貨，第二役，我不僅補回賠掉的錢，還賺了300多萬元。
當時，我來到赤灣港，站在一個高臺上，看著萬噸巨輪聳立眼前，載重翻鬥車一輛輛向正大康地、遠東駛去，掀起塵煙滾滾，我雙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覺天空是那麼的藍，雲朵是那麼的白。那種激動的時刻20年以後再也沒有過。
永不行賄源於一次未遂行賄
帶著兩條未能送出的三五煙返回東門招待所。躺在床上腦海裏浮現著姚主任的那張笑臉，是嫌兩條煙太少還是真想幫忙？輾轉反側，一宿難眠。
萬科在企業經營中，一開始就奠定一條底線：絕不行賄，最初的動因來自倒賣玉米那段時期的一段經歷。
我的玉米暢銷時，從成本的角度考慮，超過200公里距離，通過鐵路運輸較划算，但特區內的飼料產品並沒有納入鐵道部門的貨運計劃，要想利用鐵路運送成品飼料只有申請計劃外指標。打聽下來，計劃外指標卻很難申請到。
我了解到筍崗北站貨運主任姓姚，抽煙，也得知了他的住處。怎麼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手下鄧奕權花了20元買兩條三五牌香煙給姚主任送去，“煙放下，什麼也不要說就回來。”
兩個小時後，小夥計提著香煙回來了，“主任不收。”
“真沒用，兩條煙都送不出去！不會賺錢，還不會花錢？”
我決定親自出馬。騎自行車到了鐵路宿舍。敲門進了屋，將兩條煙放到了桌子上，動作卻不大自然。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某種好處給對方送禮，我還是第一遭。
“要車皮的吧？”貨運主任笑吟吟地問。這種開門見山的詢問，讓我反而不知該怎麼回答。若說“是”，突兀了點；若說“不是”，我來幹嗎？“能給批兩個計劃外車皮嗎？”
姚主任將兩條煙遞到我手上：“哪，煙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夥計直接去貨運辦公室找我。別說兩個車皮，就是10個也批給你。”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貨場，常看到一個城市模樣的年輕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錯誤的懲罰，也不像包工頭。我覺得這位年輕人想幹一番事業，很想幫忙。但我能幫什麼呢？我搞貨運的，能提供幫助的就是計劃外車皮。沒想到你還找上門來了。你知道計劃外車皮的行情嗎？”
“什麼行情？”我一頭霧水。
主任伸出兩個手指頭：“一個車皮紅包100元，兩條煙只是行情的1/10.”
帶著兩條煙返回東門招待所。躺在床上腦海裏浮現著姚主任的那張笑臉，是嫌兩條煙太少還是真想幫忙？輾轉反側，一宿難眠。翌日，順利辦下兩個計劃外車皮指標。
通過這件事，我悟出一個道理：在商業社會裏，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是買不來尊重和榮譽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經營企業的底線：絕不行賄！
在不規範的市場環境中，這或許在短期內會遇到問題和麻煩。但從長期來看，市場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處於同一條起跑線時，我們就處於一個很主動的地位。如果說要回顧萬科20年的發展，最值得驕傲的事情是什麼呢？那就是在行業還有待成熟的時候，我們守住了職業化的底線，無論碰上什麼利益誘惑，我們一直堅持著自己的價值觀：對人永遠尊重、追求公平回報和開放透明的體制。
進軍房地產被指“瞎胡鬧”
2000萬天價拍得威登別墅地塊，當時的深圳市規劃局長劉佳勝望著我，劈頭就是一句：“怎麼出這麼高的價格？簡直是瞎胡鬧。不管怎麼說，還是祝賀你們。”
萬科現在是一家專業住宅開發商，萬科進入房地產這個領域也沒有什麼特別講究，那時候什麼賺錢做什麼，因而進入房地產行業也不意外。
1988年的深圳，隨著國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中國房地產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時開發房地產的門檻比現在還高，非建築行業的企業要想進入房地產開發必須通過招投標，拿到土地才批給單項開發權。
這年11月，萬科參加了威登別墅地塊的土地拍賣，以兩千萬的高價拍得地塊，買了一張進入房地產市場的入場券。
按市場價，把附近的住宅樓買下來，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價都低於萬科獲得的這塊土地的價格。我代表公司上臺簽訂土地轉讓協議。當時的深圳市規劃局長劉佳勝望著我，劈頭就是一句：“怎麼出這麼高的價格？簡直是瞎胡鬧。不管怎麼說，還是祝賀你們。”
一度，萬科團隊的主流派視這張入場券為“燙手山芋”，建議毀約，“不執行同國土局簽訂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罰金，否則高地價的經營壓力太大。”我認為：不僅不能毀約，還要繼續競標拿第二塊地。
一個月之後，天景地塊推出，通過投標，萬科再次奪得。深圳地產同行再也不敢輕視萬科這只不怕虎的牛犢。
萬科絕不行賄的底線，也讓萬科最初拿地非常困難，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稅公司的半邊工程，地基打下來，沒有錢做了，萬科接手後四六分成，再就是高價投標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區較多，價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種。
地價很貴，怎麼辦？只有非常認真研究市場。高地價帶來高建設成本，萬科地產只有堅持“高來高走”的原則，即建高檔房、高售價，才能有利潤回報，使新拓展的房地產業繼續下去，並使公司在房地產業務的支撐下開展其他業務。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以建造高檔次、高品位的物業，向社會奉獻高尚的居住空間為己任，在高起點上樹立萬科地產的企業形象。
（編輯：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