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2日電　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潘國駒日前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撰文指出，最近不少亞太區國家都在深入討論高科技與外來人才的問題。隨著亞太國家經濟崛起，人們也開始關注如何提升科技水平，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接近甚至趕上美國和歐洲。文章摘要如下：

　　筆者不時在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一些研究機構聽到年青的新加坡科技專家有一些埋怨，時常感慨自己是二等公民。這些年青人完成國民服役後，在英美最頂尖大學取得本科和博士學位，而且有博士後的經驗，回到自己祖國服務時卻覺得申請經費、升級等都不太容易。這種感受對今後吸引新加坡優秀青年回國有一定影響，值得當局重視。

　　高科技大略可分為兩大類：一方面是技術以及產品比如電子工業、電腦等；另一方面是基礎科學，例如數學、物理、生命科學等。

　　過去20年，一些亞洲國家採取了吸引外來人才的政策，來加快促進高科技的發展，韓國、台灣、中國大陸以及新加坡都有類似的政策。當然，每一個國家的做法都有差異，本文將分析幾個不同國家在吸引科技人才方面的經驗和面對的問題。

　　韓國的非韓裔人才漸增

　　韓國在發展高科技產品方面的成就很大，無論在汽車工業、電子工業等方面都有驚人的進步。它的工業成就與推行高科技研究和教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加上一大批從北美回返韓國的專業人才，再配合了韓國人剛毅的民族性，這些因素促進了韓國的工業起步。

　　不過韓國政府仍深切了解到，如果要進一步提升科技水平，甚至保持現有的工業水平，便急需最高水準的科研人才和大學教育。

　　2004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羅伯特·勞夫林( Robert Laughlin)受委為韓國科學技術院的校長，試圖改革科技教育。他在推行改革時，遇到教職員的阻力，結果兩年內就辭官歸故里。

　　韓國政府於是找來了解韓國國情，熟悉美國科技教育體系的徐南杓，出任韓國科學技術院校長。

　　事件的前因後果值得亞太國家科學、政治領導人好好分析。當然，韓國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年青的非韓裔人才人數也逐漸在增加，並且與國際科學界有更好的挂鉤。

　　中國開始重視人才引進

　　中國的外來人才政策有不同的經驗，改革開放30年來，高科技有驚人的進步。近年中國開始重視人才的引進，但卻以海外華裔為主。中國是一個大國，需要大量的世界級的科技人才，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高增長，再加上教育政策的開放，也不斷的以高薪吸引海外科技人才。

　　中國不少頂尖大學研究院也聘請了海外的著名學者為全職的大學教授，如楊振寧、林家翹、陳省身、姚期智、饒毅、施一公等，也聘請世界級學者為短期的兼聘學者，如李政道、丘成桐、田剛、鄂維南等著名教授。

　　根據了解，中國的人才吸引方面，全職教授的作用比較大。總的來說，短期的訪問教授對中國的科技和高等教育發展還有些磨合的問題。目前，在中國高等教育中，外來的非亞裔人才還不是那麼多。非亞裔人才多投身在中國的商學院及金融方面。比如北京的清華大學，就有一些很傑出的非華裔學者。

　　新加坡應傾聽年輕人心聲

　　新加坡是一個新興國家，人口只有400多萬，也是多元種族的社會，經濟達到先進國家水平，在發展高科技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吸引外來人才。

　　新加坡可以說是亞太地區內吸引亞裔和非亞裔的外來人才比例最高的國家，尤其是非亞裔的人才。這些外來人才不少是佔據領導地位，這是本地大學和研究機構近來的新現象。

　　這種現象有積極及正面的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一些新的問題。筆者不時在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一些研究機構聽到年青的新加坡科技專家有一些埋怨，他們時常感慨自己是二等公民。

　　這些年青人完成國民服役後，在英美最頂尖大學取得本科和博士學位，而且有博士後的經驗，回到自己祖國服務時卻覺得申請經費、升級等都不太容易。

　　這雖是一些“怨言”，但這種感受對今後吸引新加坡優秀青年回國有一定影響，值得當局重視。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愛國主義以及民族感情。歷史上有很多顯著的例子，說明愛國主義以及民族感情對科技發展有重大作用。

　　比如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為了祖國的科技放棄了在美國所擁有的一切榮華富貴，冒險回到了中國。前蘇聯諾貝爾獎獲獎人、猶太裔朗道(Landau)，為了國家而願意留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工作，不願遠去歐美。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總之，政府在吸引人才的同時，也很應該照顧新加坡年輕人的期望和他們的利益。(作者：潘國駒，係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院顧問、報業集團華文報諮詢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