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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斥方遒寫壯志
——訪司徒美堂秘書、著名記者和作家司徒丙鶴
司徒丙鶴，1916年出生，開平赤坎鎮雁湖裏人。朝鮮歸僑、著名記者和作家，周總理親自指派到司徒美堂身邊的秘書。
幾十年來，司徒丙鶴一直在廣東、廣西、香港、澳門、北京、山東等地，從事教育、僑務和新聞工作。他先後任職于香港《星島日報》、《華僑日報》、《華商報》、《文匯報》，廣州《前鋒日報》、《新商晚報》，北京國家僑委，中國僑聯，全國政協華僑組、內務部，山東勞動大學。編著文集有：《祖國與華僑》、《束風樓雜記》、《京華感舊錄》(五卷)、《從牛棚到幹校》、《美加紀行》、《北京政壇見聞錄》、《愛國主義與現代化》、《特寫通訊選集》等。
司徒丙鶴的知名度，首先是因為他作為周總理親自指派到司徒美堂身邊的秘書，並以這個身份陪司徒美堂一起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第一次見到司徒丙鶴，是在2005年10月底，當時是司徒氏圖書館80華誕前夕，我在該館採訪時巧遇司徒丙鶴，他身材清瘦，額頭高闊，對人熱情，逢問必答，只是隔一段時間，就要戴上氧氣瓶吸吸氧。第二次見司徒丙鶴是在2007年9月，我到北京進行《在北京的開平人》採訪。在司徒丙鶴位於北京團結湖的家裏，沒有發現氧氣瓶，他的精神很好，連續說話數小時也不見疲累，而且記憶力奇佳，談笑風生妙語連珠。採訪中，司徒丙鶴一直自稱“老記者”，還說：“做記者就要做一輩子。”雖然年過九旬，他依然每天關心時事，勤耕不綴，愛國之情，躍然紙上。近日，我又致電司徒丙鶴老人，了解他的近況。
1 曾辦過報紙參加過十九路軍
記者：您是在開平出生的，為什麼會到上海讀書？
司徒丙鶴：當年，我的父親和他的兄弟在江西、武漢等地開辦大茶莊、錫礦、陶瓷、綢緞、香煙、雜貨、匯兌等工商業，三伯父還出任南昌商會會長。我年僅14歲時，為了讓我接受更好的教育，母親流著淚依依不捨地送我離鄉，到上海讀書。讀書期間，長輩們一直讚我一表人才，好學聰明，多次流露出希望我將來接手家族產業的意思。
記者：您是怎麼成為一名記者的？
司徒丙鶴：1931年，那是一個全世界都動蕩不安的年代。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了我國東北，上海也槍聲炮影，家裏生意做不下去，我在上海的學業也不能繼續了，於是前往武漢。在武漢，我和周煥構、李劍影、衛灼謙等幾位粵籍熱血青年常常在一起討論：民族危亡，我們該怎麼辦？後來，我們組成“友聯社”，自編油印《友聯》月刊，宣傳團結抗日。我的家鄉開平是全國著名的僑鄉，因此，我還投稿給開平《教倫月報》，開展對華僑的宣傳。這可算是我當記者的開端了。
記者：聽說您曾投筆從戎，並參加過震驚中外的十九路軍？
司徒丙鶴：是啊！那時候的熱血青年，都會勇敢地走上保衛祖國的前線，我也不例外，參加了當時國民黨的中央軍，深入湖北蘇區，但是，2個月的蘇區“剿共”情景，讓我無比感觸，那裏滿目蒼夷，死屍遍地，狗吃了人，連眼睛都發著藍光，烏鴉飛下來啄人，將人的腸子吊在樹上。那情景，悽慘悲涼，我的腦中時時涌現著這樣的詩句——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生民百遺一，思之斷人腸。
因為水土不服，我在行軍時高燒40多度，一路上直打冷震，當我倒在路上的時候，國民黨的一個排長對我說：“你不走，被共產黨捉住就會槍斃你。”但是，我發現，路邊犧牲的都是紅軍，他們才是真正抗日的人啊。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動。自此，我加深了“內戰不能再打”的認識，開始另謀出路，並找機會從河南開封坐火車回到了上海。
當時的上海，是一個應該炸毀的萬惡社會：樓上的人在跳舞，樓下的人在餓肚子；日本鬼子來了，沒有人抵抗。我和一些熱血愛國青年一起想抗日，決定投奔十九路軍。
十九路軍是好樣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派陸戰隊登陸上海，十九路軍即奮起迎戰抗擊，因而成為在全中國聲名大噪的抗日軍隊。在投奔十九路軍的路上，我們為了防老虎，晚上要睡在樹上。後來，“一二八事變”以外交談判解決，十九路軍從上海撤出，番號亦被取消。
英雄的十九路軍失敗後，我自覺沒臉回鄉，就留在廣州。後來，是母親叫大哥將我趕回鄉的。
記者：從生死搏鬥的火線退回家鄉，您還想抗日嗎？
司徒丙鶴：只要有一口氣在，我都會這樣做。在家鄉開平，我在友人的幫助下，創辦了《新生週報》，與上海杜重遠辦的《新生週刊》一同發行。兩年的政治與軍事的曲折鬥爭，給我了很大的震撼，我以此為題材寫成30萬字的《在骷髏上的狂笑》小說初稿。很可惜的是，當時未獲出版機會，後來原稿毀於“文革”了。
記者：聽說您因為辦報得罪了達官，曾被逼到國外避難。有這樣的事嗎？
司徒丙鶴：有。當時，我辦的《新生週報》因為宣傳抗日和揭露貪官污吏，得罪了當時國民黨的一名縣長，我上了通緝的黑名單，只好遠走朝鮮。
2 做記者一定要深入生活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從朝鮮回到中國繼續做記者的？
司徒丙鶴：1938年，我從朝鮮回國，並在半遊擊區辦報。後來，我又分別在《前鋒日報》、《星島日報》、《華商報》等工作，並與人合辦過《開平華僑月刊》、《好消息》等報刊。抗戰勝利後，我在廣州《前鋒日報》當記者，當時，官吏貪污，美國特務橫行，民眾衣不蔽體，這一切激發了我作為一名記者的責任和義憤，通過深入採訪，寫出特稿進行揭露，為民請命。當中，最難忘的是《痛論人間何世》特稿的寫作。
記者：您這樣做又會得罪人了吧。
司徒丙鶴：（笑）是啊。期間，我又因文得禍，不得不拋妻別子，匆忙經澳門轉到香港。在“文革”期間，我再次因文得禍，受到批判和抄家，要到“牛棚”學習，甚至被下放到江西進賢“五七”幹校勞動，但是，我從不後悔，好記者就當為民請命。
記者：您的記者之路曲折不已，有長風破浪的快意時候嗎？
司徒丙鶴：1979年10月，各民主黨派及工商聯，在北京舉行代表會議，當時，我被委任中國新聞社特派記者，進駐西苑飯店會場，進行廣泛採訪。當時，我已停筆13年，重新執筆，內心激蕩不已。我一口氣訪問了梁漱溟、港澳商人馬萬祺、王寬誠，四川的鬍子昂以及紡織女專家鄧雲鶴等，稿件受到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的好評。
1980年，我重返香港報界，任職于《華僑日報》、《天天日報》、《文匯報》和《鏡報》，撰寫社論、時評，《京華感舊錄》及雜文，致力於兩岸三通和開放改革的報道工作，特別是1982年，我採訪了中國很多縣市，文章刊登在《文匯報》上。至1996年，我走遍了全國以及走訪了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將自己在國內外的見聞，以多個筆名發表在《文匯報》、《大公報》等數十家海內外刊物上。 記者：我看到了您的書房裏，放著一塊中國新聞社頒發的匾。
司徒丙鶴：那是2002年9月26日，中國新聞社為我頒發的一塊牌匾，上書：司徒丙鶴同志，為中國新聞社服務五十年。寥寥數字，卻是對我一生追求最好的詮釋，也是我一生的光榮。走過了92個年輪，我還是覺得做記者最好，什麼樣的階層都能接觸，做記者不要寫假話、空話、大話，一定要下基層寫文章，深入生活。
3 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
記者：現在，人們說起司徒美堂就會想到您，說起您也會想到司徒美堂。您是怎麼跟司徒美堂結緣的？
司徒丙鶴：司徒美堂是美國洪門大佬，也是我的同鄉。1946年4月，他率美洲各地洪門代表回上海參加“五洲洪門懇親大會”，不久，國共和談破裂，內戰爆發，蔣介石單獨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司徒美堂憤而登報，並悄然到了香港，住在半山區。因為心情苦悶至極，他閉門不出，加上有特務看守著門口，許多人想找他都不得其門而入。當時，我是《星島日報》的記者，大家就讓我以記者身份將司徒美堂約出來。
記者：那是您第一次見司徒美堂嗎？
司徒丙鶴：1941年太平洋戰爭期間，我在司徒美堂回到香港時見過他，但是，他的身邊一直有特務監視，我是一名地下工作者，身份特殊，因此不敢與他接近。大家只見過面，沒有交談。
記者：您和司徒美堂見面的時候，身邊有沒有特務監視？
司徒丙鶴：有。我將司徒美堂約出來喝茶時，就用開平話談話。當時我開門見山地問：“對於時局，五公，你有什麼看法？”司徒美堂激動地說：“不能打內戰，不能一黨專政，應該給人民自主與民主……”
記者：特務聽不懂開平話吧。
司徒丙鶴：特務聽不懂開平話，只能幹著急。
記者：後來怎麼樣？
司徒丙鶴：司徒美堂曾經說過，“誰能拯國家于危難，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擁護他、支持他。”經過冷靜觀察，他終於作出抉擇，在1948年10月26日離港赴美主持全美洪門懇親大會之前，暗中叫我寫信給毛澤東，表示無條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0月18日，我一氣呵成代他起草《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聲明》，司徒美堂看了非常滿意，後來，毛澤東看了也非常高興。10月30日，司徒美堂安全到達美國後，我按其囑咐將全文登在香港各報。此後，司徒美堂與國內的聯絡以及文稿函件的起草，包括和毛澤東的7次通信來往，都由我聯絡和開展。
記者：您曾陪同司徒美堂一起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了。
司徒丙鶴：那是我感到畢生光榮的事。1949年8月13日，80多歲的司徒美堂衝破重重阻力，在恩平人唐文照的護送下從美國紐約飛回香港，我以政協“聯絡秘書”的身份，到啟德機場接機並護送其到北京。8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司徒美堂，並與我親切握手，一同參加“瀛臺之宴”。10月1日，我們登上天安門城樓，目睹了天安門前紅旗似海、歡聲雷動、50萬人慶祝遊行的偉大場面。
記者：後來，您就成為司徒美堂的秘書？
司徒丙鶴：開國大典後，周恩來總理再次指示我，要跟隨司徒美堂做好工作。此後6年間，我一邊擔任記者與僑務等工作，一邊與司徒美堂住在北京紫禁城邊北池子83號四合院內，筆錄司徒美堂口述的《旅美69年生活歷程》等文書。《旅美69年生活歷程》在《光明日報》連載，得到毛主席的多次稱讚，後來還出了單行本，由謝覺哉、何香凝作序。
記者：您對司徒美堂有什麼評價？
司徒丙鶴：愛國愛鄉，黑白分明。
4 《江門日報》辦得很好
記者：我知道您是一向關注時事新聞的，您怎麼看現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國的西藏事件以及北京奧運？
司徒丙鶴：近期西方媒體對中國西藏事件的報道，有的是因不明真相造成的，因為有一些人一直對中國存在著錯誤的認識。雖然他們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我們歡迎他們來中國看看。
1954年，我在當司徒美堂的秘書時，曾在中南海懷仁堂見過達賴，後來，他見到西藏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就搞分裂活動，歪曲真相，令人憤慨。
面對西方部分歪曲事實並對北京奧運會持有不友好態度的“聲音”，我們不能過激地採取19世紀的抵制行為，因為，中國人過去是餓著肚子挨打，現在，我們的國家富強起來了，我們愛國，也能站出來講話了，全世界華人華僑在國外以正當的行為表示抗議的做法是很對的，這是世界人民的奧運會。不要將政治問題帶到奧運會來。
近期，好多華僑從世界各地給我打電話，說看到聖火在世界傳遞，非常高興、感動、自豪。我們都記得，中國參加的第一屆奧運會，只有一個人參加一項運動，讓人慚愧。現在，我們的國家也能舉辦奧運會了，這是祖國富強的象徵，我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辦好奧運會，將奧運會和平的聖火傳遍世界。
記者：請問您有看過《江門日報》嗎？
司徒丙鶴：我回到家鄉都要看《江門日報》，在北京，我也時刻關注著家鄉，因此也關注《江門日報》。
江門是中國僑鄉，作為宣傳喉舌的報紙辦得好不好，不僅是江門當地的事情，還影響到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我覺得《江門日報》辦得很好，出版很快，採訪、編排有深度，接近群眾，接近華僑，看問題準確、深入。 (文/圖 本報記者 陳若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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