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兆敦近照
司徒兆敦祖籍開平赤坎，今年69歲的他被稱為“中國紀錄片之父”，現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曾是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等導演的老師，但是，司徒兆敦說得最多的是：“我只承認自己是一名好老師。”
本版文/圖 本報記者 陳若嬋
傳奇的華僑世家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個充滿傳奇的華僑世家：他的太爺爺是保皇黨人，爺爺是美洲華僑領袖、國民黨元老，父親是共產黨新銳、周總理派往好萊塢學習電影技術的第一人，他的母親雖然只是開平一名普通的農村婦女，然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穿的衣服，就是出自她的一雙巧手。
司徒兆敦的爺爺司徒盛讚是一名“豬崽”出身的華僑領袖，18世紀的時候，因為家窮被賣到美洲做勞工，開過洗衣店，開過餐館，並毅然追隨孫中山，不遺餘力地支持他領導的革命鬥爭。“二七事變”失敗後，司徒盛讚脫離了當時烏煙瘴氣的國民黨，當已加入共產黨的兒子司徒慧敏問他對於各個黨派的看法時，他說：“國民黨比保皇黨進步一些，共產黨比國民黨更進步一些。”
司徒慧敏1910年出生，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為了掩護黨的工作，變換了很多職業，不僅成為每行的行家，還掌握了多個國家的語言。在開平農村躲避期間，他認識了司徒兆敦的媽媽鄧雪瓊。鄧雪瓊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但做衣服的手藝很出名。在香港時，一家人就靠她做衣服換錢來撫養孩子，支撐家庭。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夕，在司徒慧敏的帶領下，她到毛澤東的住處為其量身，並找最好的料子做了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穿的那身衣服。後來，毛澤東對司徒慧敏開玩笑說：“她才是真正的英雄。”
1946年，周總理派司徒慧敏前往美國學習，並對他說：“我們的黨很快要接管全國了，你要去美國好萊塢學習他們的電影技術，將來發展我們的電影。”司徒慧敏到了美國，一邊在餐館打工，一邊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他結識了很多優秀的藝術家，結交了很多好朋友，如卓別林等。司徒慧敏學成歸國後，曾任電影局技術處處長、中國電影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電影局副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司徒兆敦的弟弟司徒兆光是我國著名的雕塑家，他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係，並被選拔到蘇聯留學，從蘇聯列寧格勒列賓美術學院雕塑係留學歸來後，在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任教，創作了一大批雕塑作品，其中，舊版人民幣上面的四位老人頭像就是他的作品。他還曾為毛主席紀念堂、北京郭沫若故居、北京宋慶齡故居、國家體委、北京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故居博物館等創作銅像。
自小深受父親影響
1938年，司徒兆敦在香港出生，1951年隨家人到北京定居。
說到自己的家庭，司徒兆敦笑著說：“在我們家裏，女人說話才算數，父親對女性很尊重，連叫我母親也稱‘媽媽’。父親很少回家，在我心裏，他是一個常常出遠門的影子。父親平時忙於工作，很少跟我們說話，但他對我們說的話，現在想來，都是至理名言。”司徒兆敦的父親司徒慧敏的朋友很多，什麼派系的都有，他曾對司徒兆敦說：“你要記住，千萬不要以政治來決定自己的朋友，只有那些品質好，說話算話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司徒慧敏的話對司徒兆敦的影響很大。
在父親的影響下，司徒兆敦自小就愛上電影。司徒慧敏生前做事一向低調，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他一再對子女說：“你們不能以我的名義做任何事。”因此，司徒兆敦在電影廠是從做雜活一步步做起來的。想起父親，司徒兆敦深情地說：“我很感激父親，正因為他不為自己及家人謀私利，我才什麼都做過，也什麼都會做。”
1968年9月9日，司徒兆敦因參加唐瑜、陳毅、夏衍、潘漢年、郭沫若等聚會的“二流堂”，被關進了“上海空司學習班”，判了死刑。在5年的監獄生涯裏，他偷偷地寫了許多讀書心得。他說：“從那時起，我學會了一個人靜靜地思考問題，直到現在。”
“讓我編假我做不到”
在北京電影學院，司徒兆敦說的一句話很有名：我可以原諒我說錯話，因為我已經說了很多錯話，但是，我不能原諒我說假話。他說：“什麼是真事、真相、真理？這是我給學生必上的第一課，因為紀錄片就要實事求是。”
北京電影學院在1998年建立起紀錄片的專業，並由司徒兆敦帶該專業的學生，但是，他很早就開始宣傳以真實的紀錄片來記錄歷史的理念了。因為父親的關係，司徒兆敦認識了很多“大人物”，他們跟普通人一樣平和而真實地生活，加上父親的教誨，讓他深有感觸，他說：“在我的生活道路過程中，只有那些真實的生活才是最紮實、最有質量的。這些東西壓在我心上，讓我編假我做不到。”
為了拍好紀錄片，司徒兆敦差不多走遍了整個中國，以自己或者學生的鏡頭，來關注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他說：“電影最重要的，不是講故事，而是它具有記錄的功能，鏡頭就是眼睛，話筒就是耳朵。紀錄片是對時間最好的記錄，應重視紀錄片的拍攝，關注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用記錄片的方法把時間留駐，把我們的感受留駐，把我們的記憶留駐。可以說，記錄片一定能經歷時間的考驗，有永恒的價值。此外，要提高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不發展紀錄片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是這樣。”
教出的學生聞名國際
1964年，司徒兆敦畢業于中國當時唯一的電影學校——北京電影學院，自此一直在該校擔任教職。1987年，他出任導演系主任，他指導的學生包括聞名國際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導演，例如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等。對於這些，司徒兆敦淡淡地一言帶過，他笑著說：“我是一個愛就特別愛，恨就特別恨的人，不會讓我的學生拍炒作的片子。別人說什麼我不管，我只承認自己是一名教學認真的好老師。”
司徒兆敦上課時愛跟學生聊天，學生的錯誤，他不僅指出來，而且能夠給予很好的意見，他的課，總是吸引眾多學生慕名而來。一次，有個女學生拍了一部作品讓司徒兆敦提意見。司徒兆敦說：“說真的，那部作品特噁心，說的是一名年輕男子想看女人洗澡，於是扮成女人混進澡堂幫人搓洗，被發現後，大冷天赤身被人追出街上，就這樣結束了。”司徒兆敦對女學生說：“你能當導演，這麼難拍的畫面都讓你拍到了，但是，一部作品沒有社會意義，就失去了價值。能不能將之拍成：男子成功混入澡堂後，卻大吃一驚地發現，裏面的女人都是老人，而且，從她們的談話當中，體現了社會當中一些讓人動情或者震撼的事？”女學生聽了司徒兆敦的話後，很開心地說：“所有的老師看了我的片子後，都把我罵一頓，只有你教我如何將壞作品變成好作品。”
司徒兆敦認為，體現學生成績的，就是教其拍出好作品。他指導的學生，作品在國際國內獲獎無數，人們給了他一個外號：“得獎專業戶”。2003年，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擔任客座教授，並在該校舉辦關於紀錄片的系統講座，為28名來自各院係的同學進行了認真的輔導，雖然學生們以前都沒有電影或錄像製作的經驗，但他令人興奮和滿足的是，在幾個月後，學生們都可以從無到有完成了27部在題材和美感上蘊含無限潛力的紀錄片作品，其中16部作品在國內和國際獲獎。2004年，他再次到香港指導學生拍紀錄片，又有一批學生的作品獲獎。
司徒兆敦說：“我教出的學生保持著善良的心，是最讓我欣慰的。”有一次，一名學生的作品《哈佛的女孩》，在一次參評中獲了5000歐元獎金，該學生對司徒兆敦說：“老師，我要將這些獲獎的錢捐出來做基金，幫助片裏反映的那些孩子。”
樂意為家鄉做事
司徒兆敦說：“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是沒有魅力的，我曾經回開平看過家鄉的碉樓，它們帶著歷史的意義站在那裏，令人震撼，也很適宜用紀錄片的方式，將之永遠地保留下來，讓子孫後代知道，那片美麗的田野上，過去的碉樓是什麼樣子的。”
司徒兆敦說：“家鄉的變化讓我很感動，家鄉的鄉情讓我尤其難忘。”上世紀80年代，他曾回過一趟家鄉，當他無意中看到，村裏每年分豬肉的名單裏，還有他們家人的名字時，內心極為震動，他說：“這就是家鄉情，不管走多遠，都牽著我們的心哪。”那一次，他在村裏摘了一個果子帶回北京，一直捨不得吃，那風乾的果子，就一直擺在他的書桌上。
聽到家鄉申遺成功的消息，司徒兆敦很高興，還在北京與開平籍的家鄉人聚會慶祝。他說：“我覺得，家鄉人做的這些工作很有價值，如果需要我們為家鄉做些什麼，我們都很樂意。家鄉拍成的碉樓片子，我也可以幫忙修改。”司徒兆敦還一再表示：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就是對它破壞少一點。
記者手記
繁華褪盡始見美
北京電影學院，是無數人神往的地方，那裏是明星的搖籃，身邊不經意地走過的一名普通學生，或者就是明天光彩耀人的大明星。
採訪司徒兆敦，是由司徒美堂的孫女司徒月桂為我代約的，見面時間為早上10時，地點在北京電影學院。當天我早早出門了，到達電影學院時，還不到9時30分，於是走進學院隨意參觀。學院裏面，靠校門的校樓，一些新生陸續前來報到，學生們正在上課，校園顯得非常寧靜，圖書館裏也是靜悄悄的，影視類的書本琳瑯滿目。在這裡，處處瀰漫著校園特有的安馨氣息，完全感受不到娛樂界的紛紛擾擾、熙熙攘攘。
10時正，我回到校門處，見到了司徒月桂，司徒兆敦也大步流星地走了過來。他跟司徒月桂閒聊時說：“昨天工作到淩晨3時，今天很早就起來了，見了你們後，一會還要有別的活動要參加，現在只覺得時間不夠用啊。”採訪是在學生的食堂裏進行的。司徒兆敦並不諱言父親和自己取得的成績，但他談得更多的，是自己一生致力鑽研的紀錄片以及自己學生的進步。
司徒兆敦的言語簡潔質樸，說起藝術，他觀點鮮明地反對投機取巧“走捷徑”的藝術態度，說起家鄉，他又流露濃濃真情。他說：“我很少回開平，但我上次回家鄉時摘的一個果子，一直放在我的書桌上。”
學院上課時的寧靜，司徒兆敦在藝術追求上和實際生活中的勤和真，或者都說明了一句話：繁華褪盡始見美。
|
您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