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空間和生存境遇，也導致了人與自然關係的全面割裂、疏遠和衝突，生態環境惡化，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生態文化作為一種拯救地球的新的文化形態理論，受到全球眾多學者的熱心關注。尤其是歐美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精神震撼。
生態文化是文化在特定環境下的延伸和創新，它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倡導綠色的生活方式和天人合一的倫理道德觀念，使人們真正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走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之路。
進入21世紀，貴州荔波的“自然美”驚動世界，已“申遺”成功，2007年6月27日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申遺”最關鍵的程序之一——聯合國專家組對荔波的實地考察中，專家的強烈感受是：這裡的山水、這裡的人，這裡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自然地流露出一種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組成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動畫卷。實際上在“申遺”過程中，為了達到世界自然遺產地的保護要求，荔波拆除了大、小七孔景區內的四座小水電站及相關建築。徹底恢復了荔波“申遺”地的自然美景。
2008年3月20日，貴陽市委、市政府與北京大學生態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環境科學工程系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貴陽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者認為貴陽市委、市政府把建設生態文明城市作為施政綱領，視野開闊，立意深遠，體現了貴陽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3月25日，省委書記石宗源發表講話《堅定不移地走建設生態文明的特色發展之路》，認為貴州“欠發達、欠開發”的特殊省情，蘊含著保存良好的自然環境和原生態文化，具有建設生態文明的優勢和潛力，需要切實把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最突出的競爭優勢之一，強化保住青山綠水也是政績的理念，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搶抓歷史機遇，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實現貴州發展的後來居上。
這一切，無疑正在昭示我們青山綠水的貴州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時代的到來。貴州文學特別是貴州鄉土文學在建設生態文明時代的使命是什麼？文學能發揮什麼作用？
回顧20世紀的貴州鄉土文學，從蹇先艾到石果，從石果到何士光，從何士光到歐陽黔森(處於世紀之交的歐陽黔森開始轉型)，無論描繪了怎樣的鄉土，精神意蘊大多是傳統與現代、愚昧與文明的衝突。
蹇先艾發表在1924年的小說《到家》，寫一個在北京求學10年的青年重歸故鄉，而故鄉的荒涼與破敗，使“我”哀痛不已。我省著名評論家何光渝先生認為《到家》頗似魯迅《故鄉》的描寫，“它深深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又明顯地表現著這些被生活驅逐到異鄉的作家的特殊經歷和感受。熱愛故鄉，同情農民，而又無法在故鄉人民的苦難面前閉上眼睛。”而給蹇先艾帶來更大聲譽的《水葬》，更藉故鄉懲處小偷的野蠻習俗——“沉潭”，彰顯出對舊習俗，對精神麻木的批判和“出於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魯迅語)。這也是“國民性批判”的時代主題。
20世紀50年代崛起的石果，承襲了反封建文化的主題，他發表于1953年9月《人民文學》上的小說《風波》，寫解放初期母女兩代農村婦女爭取戀愛婚姻自由的故事，飽含著對封建宗法倫理觀念犀利的文化批判，又歌頌了新時代給婦女命運帶來的轉折。這篇小說在上世紀50年代就引起關注，《人民文學》主編邵荃麟為此約請石果談話，對他勉勵有加，21世紀初《風波》又獲得了貴州省首屆文藝獎。
20世紀80年代何士光為貴州文學贏得全國聲譽，最主要的還是得力於1980年、1982年、1985年先後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鄉場上》、《種包谷的老人》和《遠行》這批鄉土文學，他因此三次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鄉場上》描述了封建人際關係網的存在是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障礙；《種包谷的老人》揭示了農民頑強的生命意志中所反映出來的保守性，這些無一不表達了作家對傳統的批判。
變化當從歐陽黔森開始。1999年歐陽黔森發表在《當代》的小說《十八塊地》，寫到了“文革”後期的鄉村生活，但作者並沒有在“文革”符號上下功夫，而是著力去寫美好的人性，展現一個15歲少年對生命、友誼對愛情不可遏止的希望。“文革”的荒誕與鄉村的寧靜、淳樸形成鮮明的對照。寫“文革”時代的鄉村生活卻寫出了田園詩般的清新風格。這不能不說是文學貼近生活，而又超越時代的一種想象方式。這種超越當然又與作家創作的當下感受有關。
進入新世紀以後，歐陽黔森的鄉土小說有了質的飛躍，生態意識凸現，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工業文明予以深刻反思，寫出了堪稱具有生態文明意識的中篇小說《水晶山谷》。這是一個應該引起貴州評論界高度關注的文本，是一個較為典型的“綠色”文本，只不過它在作家另一個“紅色”文本《雄關漫道》過於耀眼的光環下，顯不出自己的光芒。
生態文學，不是單純描寫自然的文學，它要揭示人與自然的關係，表現自然對人的影響、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與和解等。而且面對現實的生態危機，生態文學側重於發掘人與自然的緊張、疏離、對立、衝突關係的深層原因，即造成人類征服自然和掠奪自然的思想、文化、經濟、科技、生活方式、社會發展模式等社會根源。《水晶山谷》正是這樣一個發掘人與自然的緊張、疏離、對立、衝突關係的文本。小說中的七色谷原來是一條沒有名的峽谷，是偏僻山村裏一條美麗的峽谷；小說中的主人公田茂林原來是一個質樸上進的農村青年，就像那個遙遠的山村、美麗的峽谷一樣尚未被現代文明陶冶。地質隊的到來，給偏僻的山村帶來了現代文明，給無名的山谷命了名，讓田茂林了解了外面的世界。這曾經是我們非常癡迷的景觀：現代文明之風吹進閉塞的山村。但是現代文明是一柄異常鋒利的雙刃劍，它高懸在人類的頭頂，常常使人們陷於進退兩難的悖論之中。歐陽黔森的深刻之處，正是寫出了人類的這種困境。田茂林作為鄉村的文化人，他愛美麗的七色谷，愛七色谷裏那些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穿的五顏六色的奇石。他很慶倖峽谷裏沒有一戶人家，因為“七色谷太美麗了，美得讓人不忍去打擾它”。此時的愛，是沒有物欲的精神之愛，願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類之愛。在了解了奇石的價值之後，“公元一九九0年，春，三個雞村南十二里的黑松嶺迎來了它千萬年來最為暗淡的時刻”。田茂林帶了一幫人把黑松嶺的頁片狀石頭挖了個底朝天，“山上像發生了一場戰爭，一層層的書頁狀石頭似被炮火掀翻起來，滿山的碎石片掩蓋了所有的長不高的綠色植物”，這真是慘不忍睹的景象。田茂林挖到了500個三葉蟲石，換回了5000元人民幣。從此，田茂林就越發不能罷手，田茂林的發財夢與城裏來的老闆們的發財夢結合在一起，不僅使得七色谷永遠不復存在，而且也葬送了自己。
面對慾望的誘惑和未婚妻梨花父女的勸阻，田茂林的內心不是沒有掙扎，但慾望的力量是巨大的，這力量不僅來自城裏人，也來自田茂林的父母，更來自田茂林對現代文明的嚮往。田茂林如願地做了工頭做了領班卻害怕去見白梨花。當他鼓起勇氣去了一趟梨花村回來以後，半月沒開笑臉，最終在開採水晶礦點時神秘失蹤。這是一個含蓄內斂的結尾，人類以破壞自然為代價來滿足自己的慾望，最終必將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機之中。田茂林正是陷入了精神危機之中無法解脫，才會選擇與水晶山谷一起消失。
《水晶山谷》的題材和主題都充分顯示出作家鮮明的生態意識，不僅揭示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揭示出物欲社會對人類心靈的污染。這是貴州作家對生態危機的積極應對，也是對生態文明的深情呼喚。從更深刻的意義上來說，這也昭示了貴州鄉土文學的轉型之路。
文學即人學。文學關注和表現人類的生存狀態，必然要和關注人類的生態相關聯。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和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產生的根本原因。在貴州成功申報世界自然遺產(目前貴州又在積極準備申報“赤水丹霞地貌”和“施秉雲臺山喀斯特地貌”為世界自然遺產)，貴州省委提出“堅定不移地走建設生態文明的特色發展之路”的鼓舞下，貴州作家特別是鄉土文學作家應該肩負起歷史的使命，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詩意地棲居在地球上吶喊。
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儘管發展遲緩，但富有良知的作家以重建生態家園為使命，仍然創作了大量很有價值的生態文學作品。相比之下貴州的生態文學創作才剛剛起步，在貴州這塊土地上抒寫的空間無比開闊，而且貴州本土少數民族文學如侗族歌謠、苗族歌謠中有大量的可資借鑒的具有生態意識的文本。回應時代的要求，關注生態問題，呼喚生態文明，歌咏美麗的大自然，揭露和批判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譜寫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之歌，實現貴州鄉土文學的轉型，是21世紀貴州鄉土文學的歷史使命。
(作者係貴州師大研究生處處長、文學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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