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被國際上譽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是中國明清時期的偉大作家。蒲松齡生於1640年明朝末期的古般陽城東七里的蒲家莊，即今山東淄川地區。1991年10月，首屆國際聊齋學討論會，在蒲松齡故鄉的山東淄博召開。
蒲松齡為什麼一生坎坷，懷才不遇？目前，研究歷史人物都是從社會制度和階級鬥爭角度去分析根源，除此之外，是否也有山川地理、三元九運等，即風水問題呢？
蒲松齡故居，風水“形法”分析蒲松齡故居的山東淄川地區有兩條河交匯，一是“孝婦河”，傳說是為紀念一位孝順媳婦而得名；二是“般水”，九曲十八彎與“孝婦河”匯合。然而，兩水匯合後“匆匆北下”入海，形成南高北低的大地勢格局。按中國風水學“形法”，屬兇格。這種南高北低的地勢，在淄川東南的開發區顯而易見，柏油大道的路北的建築物大多呈現出前仰後臥的態勢，有的索性就建在凹處。按中國地理區位而論，風水山環的功能是：西要有山，以遮擋西面而來的“剛風”；西北要有山，以遮擋西北方而來的“折風”；北要有山，以遮擋北面而來的“大剛風”；東北要有山，以遮擋東北方而來的“兇風”。
然而，淄川被文學家描述為“四面環山”。但是，按地理格局分析，西、東兩側有山，西北有湖，北、東北無山。沒有形成聚氣的“山環”形勢。蒲松齡故居，坐北向南偏西，即癸山丁向。因大地勢原因，形成了蒲松齡故居北低南高，東高西低，宅形格局。
中國風水學有：“氣遇風則散”。這種使氣散的風便是折風、剛風、大剛風、兇風。可惜蒲松齡故居的地於是形勢均未能擋住。中國風水學又有：“風為送氣之媒。”這種聚氣之風指的便是東方來的“嬰兒風”、東南方來的“弱風”和南方來的“大弱風”。可惜，蒲松齡故居的東方“嬰兒風”卻被東山拒之門外。正是“有山無環不聚氣，嬰風受阻剛風勁”的風水所忌格局。中國風水學有：“前高後低，長幼昏迷；後低前高，一生奔逃”之忌。昏迷——並非病態，而是指執著而不明智的精神狀態。奔逃——並非逃亡，而是指奔波勞祿，背井離鄉。
由蒲家莊東大門進入蒲家莊的成S形的曲徑，按《水龍經》原理，這種曲水可以有效防止“直泄水”的散氣。可見，蒲家先民還是注意運用了風水知識矯正地勢。但不幸的是，當曲徑經過松齡故居門前時，正趕上“反弓”水，而不聚氣。可見，主人在世時家業已不景氣。蒲家世代讀書，但卻與仕途無緣，人生坎坷與蒲家地勢風水成對應關係，不能說是一種巧合。
高祖蒲世廣，雖才冠當時，終了只落個“廩生”；曾祖父蒲繼芳，也是才華出眾，終了只落個“庠生”；祖父蒲生，也不簡單，卻一生默默無聞；父親蒲般，知識淵博，但終困童子業（似“教書匠”）。祖上幾乎都是懷才不遇，終困場屋。唯一有一官半職的是其叔祖蒲生汶，雖然好不容易中了進士，選授玉田知縣，後因聽說母病，在衙內湯水不進，竟吐血而亡。
到了松齡這代，又是重蹈覆轍。十九歲，縣、府、道三選第一，考中秀才，後來又戰屢屢敗北。1659年二十多歲時，屢試不第，其原因是“與八股無緣”（注意：這種執著而不明智，即是風水所說的“昏迷”）。無奈，二十多歲時，就回鄉設館，為人“代筆歌哭”或當“刀筆師爺”，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1670年三十歲，便南遊謀生（注意，奔波勞祿，背井離鄉，即風水所雲“奔逃”開始）。歸後鄉試，又付之東流“；1687年，又滿懷壯志去應鄉試，還是依然如故；1690年五十一歲的松齡，再赴濟南應試，這次一試通過，但二試不巧生病，又是石沉大海，至此松齡對天長嘆：”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總之到1680年（康熙十八年），過了不惑之年，松齡才結束了漂泊不定的“奔逃”生活，最遠的一次是到揚州府當“刀筆師爺”。其間，便貫穿著每年一度的屢試不第的鄉試。松自嘆“天之亡我”，其實他終於悟出了風水真諦。天即宇宙即客觀，天文、地理，古稱“堪輿”，即今之風水，是“風水不助我也！”此外，蒲宅坎（北）、艮（東北）低下，也對相對應的“中男”、“少男”產生了不利人丁的影響：其叔祖中年吐血而亡以及其晚年幾個孫子突然“被天花奪去了性命”等等。至於因其“兩個嫂子尖酸刻薄”而受氣、分家，亦是因坎位不足，陰盛陽衰的結果。
蒲松齡故居，風水“理法”分析蒲松齡生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他三歲時，明朝氣數已盡，李自成高舉義旗，吳三桂又引清兵入關，於是形成明王朝、清軍和農民義軍三股勢力逐鹿中原的悲慘局面。他五歲時，是李自成的“永昌元年”，張獻忠的“大西元年”，清朝的“順治元年”，而明崇禎帝自縊煤山。一句話，是個改朝換代的動蕩歷史時期。
風水的“三元九運”有雲，生在“上元吉”，而生在“下元兇”。一查三元九運，果然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基本處於下元！可嘆松齡生不逢時。
聊齋正房是癸山丁向即是坐北向南的三間北房，一明兩暗，門開南離。其隔斷並非磚墻，而是下有矮墻上有木框結構的所謂“落地罩”所分割，氣流通暢，可以一大間房論。床在東南角巽位，大八仙桌擺在正北坎位，小桌偏東也接近坎位，符合風水八宅法，即床、桌處於好氣場的吉位。似乎沒有什麼風水問題，但一擺出相應九星運盤，問題出來了。
下面分析蒲松齡零歲∼五十一歲聊齋正房的下元七運、八運、九運以及上元一運的運盤圖。
①八運運盤：以八入中順飛（運星不須論陽順陰逆，一概順飛）。
②山盤：坐方運盤為四綠，四綠是巽的洛書序，在二十四山方位圖中統管辰巽巳三山，其天元龍巽屬陽，故山星四入中後要順飛。
③向盤：向方運盤為三碧，三碧是辰的洛書序，在二十四山方位圖中統和甲卯乙三山，其天元龍卯的三元龍屬陰，故向星三入中後要逆飛。
先看八運運盤，八運艮（東北）方為“正神”，宜高，但低下，不吉。坤（西南）為方為“零神”，宜低見水為旺，即無水，不吉。這宅運不濟的二十年間，恰是主人五∼二十四歲風華正茂的好年華，卻懷才不遇，屢試不第。
宅運不濟。床、桌也未趕上吉星高照。“1、4同宮發科舉”是九宮飛星法的定律。然而床、桌及傢具均未趕上。而且，後來的九運、一運運盤也均未見“1、4同宮發科舉”的吉氣場，焉能中舉？
作為癸山丁向的房屋，1、4同宮發科舉的氣場在七運運盤上有兩處出現：即東南巽方和正西兌方。然而，七運的尾聲，主人還是個不足五歲的嬰幼兒，真乃生不逢時！
九星中，2，5，3，7為兇星，請看床桌書房關鍵部位，毫無例外地全部趕上兇星，無論八運、九運還是一運，兇星伴隨松齡一生！雖然座、向也曾趕上雙八雙九或雙一到向到座，但也由於地勢格局不濟而無濟於事。
風水雖雲上元吉，但上元一運正神在坎北，宜高，但低下，宅不當運。吉星雙一到向又有何用？況且松齡在1690年即進入上元一運的第六年已是“五十知天命”的五十一歲高齡，應試已力不從心，終於發出長嘆，“此天之亡我”。
九星加臨組合，很有奧妙。我們不妨重點看看青少年床位的3、4，年近花甲床位的5、6.3、4組合，3為兇星，4為巽木，不宜木生，故以兇論。主脾氣急躁，事不遂心。而5、6組合，5為“五黃煞”兇星，屬土，6為乾金，金被土生似應吉，但被兇星所生，以兇論。主頭痛，口腔疾痛。
床，在古代十分重要。它同時又是讀書人讀書寫字的地方。我們參觀北京故宮養心殿“三希堂”便可明了，三希堂是雍正皇帝讀書的地方，原來古人是在床（北方為“炕”）上放一個小桌當“炕桌”，既可讀書又可寫文章。松齡老人最後“倚窗危坐而卒”的地方，便是本文所說的巽方床位。至於老人最後得的什麼病，無從考證。但是，既然《聊齋志異》是一部借鬼狐來表達作者對現實社會不滿、個人科舉失意的悲哀和憤慨的著作，既然“抒孤憤”是作者的動機，那麼，“事不遂心”、“頭痛”等雙星加臨的效果算是應驗了。據向蒲松齡故居館館長了解，當年松齡並不走現在的東南巽門，而是走正東的震門。震木，對應肝膽，經常吸納東方木氣，必助肝膽，而肝又主“七情”的“怒”，這也是助長主人脾氣急躁的風水原因，山東方位，本主肝木，這就雪上加霜，更使人難以“事緩則圓”，而助長了主人耿直的品格。
綜上所述，中國風水學的兩個流派“形神兼備”，形勢法以靜態的，有形的因素為主，因而易被人接受和理解；而理氣法以動態的，無形的參數，涉及許多現代科學尚無法解釋的相互邏輯關係，有“玄學”特色，常被忽視和詰難。
（編輯：王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