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軟件外包服務市場持續快速增長，全球軟件外包產業依舊炙手可熱。
然而，與兩年前相比，軟件外包企業們已經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變化。次級債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人民幣升值以及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已經真實地展現在面前，而基於成本的“外包1.0”產業正逐漸向基於技術和人才的“外包2.0”升級，對企業的戰略制定提出挑戰。
另外，各個地方政府對軟件外包服務企業的爭奪進入前所未有的白熱化階段，軟件外包產業基地的發展正漸入佳境。這對企業決策者和產業政策的制定者們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說中國軟件外包的快速發展主要受益於國際產業轉移，那麼伴隨著與中國競爭的外包產業基地的增多，中國軟件外包服務產業的未來競爭力將更多地依賴於中國企業自身:如何找到適合的市場定位，如何進行有效的資源整合，如何進行品牌塑造，都成了至為關鍵的問題。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面對軟件外包市場競爭的風起雲涌，5月23日，《21世紀經濟報道》邀請了軟件服務外包產業相關企業、政府人士及風險投資家共聚上海，通過研討方式，把脈產業共敘發展。
（黃婕）
嘉賓:
發改委體改所產業研究室主任史煒
蘇高新軟件園董事長湯建翔
IBM中國全球服務執行中心解決方案和轉移管理全球領導岑惠彬
文思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裁陳立峰
東軟集團副總裁邢波
用友工程總經理邵凱
EMC中國研發中心副總經理李映
萬國數據服務有限公司副總裁鬱珉
東望軟件總經理黃為橋
聯想投資董事總經理陳浩
薩蒂揚中國商務智慧和數據倉儲業務負責人Sushil Asar
次貸和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是正面的
經濟好的時候，客戶想外包，因為希望做得更好。而在經濟衰退時他們更想外包，因為可以減少成本。0:10 2008-5-29
主持人:自去年底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以來，中國的出口企業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的不利因素，江浙和廣東一帶甚至出現不少中小型製造企業倒閉的情況。軟件外包作為出口產業的一種，是否也受到了同樣的衝擊？
邢波:次貸和人民幣的升值，對於東軟來講影響比較小，日本的外包業務佔了我們總業務的86%.說人民幣升值實際只對美元，綜合我們拿到的其他國家業務，影響是比較小的。不過外包企業已經開始感受到了由於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使整個企業的綜合利潤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挑戰剛剛開始，不會在某一個時刻真正的結束，我們的業務形態還存在，跟其他國家存在著規律的變動，那麼我們會一直持續下去。
邵凱:人民幣升值是有影響的，中國的員工工資在提升，上海的房價也在提升，公司運營的成本越來越高。像IBM是我們的客戶，把他們的一些業務外包給我們，他算得很清楚，我一個人佔的成本是多少錢，他不會增加我一分錢。
對於提供IT服務的公司，它的成本是透明的，如果給日本公司打工，一個人的成本就是25萬日元，在中國的物價漲了很多，對接收日本的外包會有影響。
對於一個從事外包服務的公司，如果為最終客戶提供最終解決方案和提供技術，人民幣升值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可能不會很大，因為客戶買的不是人員和資源，他買的是服務。
鬱珉:關於次貸和人民幣升值，我認為積極面多於消極面，我們先看一下應用軟件服務外包的趨勢，這個是不可改變的。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一個趨勢是，來自歐洲市場的外包從去年到今年基本上都有8%-9%的增長。第二個趨勢是，中國的離岸交付能力很快，這個是跟國家的推動政策有關係的。
說到人民幣升值，我們看全球的情況，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還比不上印度盧比的升值快，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個挑戰上面受影響並不大。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一個全球經濟大合作的環境當中，中國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前所未有的，無論是石油引發的危機，到現在的次貸危機，中國起到了一個很大的作用來緩衝危機。從所有的跨國公司來看，和中國結合度越高的公司表現出越強的抗危機能力。而跨國公司和中國的業務結合越緊密，越能認識到中國在IT外包服務上的優勢。
主持人:也就是說，中國軟件外包業的競爭力並不會因次貸危機和人民幣升值而削弱？
岑惠彬:在經濟往下走的時候，對中國軟件外包企業發展的影響應該是正面的。無論美洲、歐洲還是日本，他們的經濟在往下走或者遇到激烈競爭的時候，其大公司對現有的業務系統需要增加它的維護效益，並且要推出有競爭性的新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外包，外包可以解決它的需求，這個影響一定是正面的。
對我們中國還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我們從美國回來的人都知道，國外華人IT人才很多，在這种經濟情況下，回歸的華人IT人才會增加，這個回歸不是技術回歸，因為我們國內的技術已經很好，回歸的華人會帶來業務上的知識和管理的能力。
Sushil Asar:關於次貸和經濟衰退的影響，根據我的經歷得出的經驗是，經濟衰退以後外包還是會增長。因為不管經濟衰退還是不衰退，外包不會受影響。而且這也不是我個人的觀點，有很多的科學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在經濟好的時候，客戶想外包，因為他們希望效益做得更好。而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們更想外包，因為這樣可以減少成本。
李映:我認為，如果你是提供技術和人才外包的公司，其實你是在跟美國競爭。但是如果你僅僅是成本外包的話，那麼隨著人民幣升值你的優勢很快會失去。
主持人:中國發展軟件外包產業的一大優勢就是人力成本，如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這對發展軟件外包產業是否非常不利？
Sushil Asar:談到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根據印度的經驗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旦貨幣升值了，雇傭員工的成本就會上升，企業更願意雇傭相對成本低一點的員工，這樣高成本經驗多的員工在市場上就容易找得到。隨著高成本人員的供給增多，成本自然會下降，最終會達到一定的平衡。
這是印度的一個經驗。公司是非常聰明的，一線城市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後，公司會轉到一些二線城市，薩蒂揚在南京也建立了能容納2500人的全球解決方案中心，為全球客戶端服務。因此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勞動力的成本其實不會對外包有多大的影響，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促進作用。
第二部電影如何超過第一部？
印度外包是外包1.0，其實是成本的外包，因為它已經有足夠的規模效應，如果我們研究再重復它這種道路，挑戰和壓力是很大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做了這麼多年還沒有做出很大的外包公司。現在外包產業已經發生了變化，軟件外包2.0是技術外包、人才的外包，如果中國能把握這個機會，其實是非常有希望的。
主持人:談到外包，美國有流行兩個詞語:一個是B2B，一個是B2C.B2B的B是印度的班加羅爾，B2C的C就是中國。中國發展軟件外包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現在處在哪個發展階段？跟印度相比，我們的實力如何？
陳立峰:我們公司從1995年開始做外包，算是比較早的。回頭看整個行業的發展，我覺得很有感慨。多年前政府有一段時間要推進軟件發展，那時大部分的中國軟件企業都屬於遊擊隊的狀態，而政府政策偏重在產品上面。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公司是否屬於軟件公司都得不到認可，他們說你們沒有自己的軟件自主產權。
從這個方面來看，原來的國家偏重在軟件產品上的推動，包括辦公系統，操作系統，這是一個彎路，軟件產品這個機會已經過去了。
軟件外包還是屬於IT服務行業的大範疇，我把它分成幾大階段:第一階段從六十年代開始，最初軟件與服務是一起的，但為了獨立的IT服務商有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政府要求IBM把服務與軟件拆開來，從而誕生了IT服務行業。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主導的模式是客戶要什麼我就給你做什麼，很多中國本土的IT服務公司目前還處於這個階段，這個模式大概持續到了九十年代。
從九十年代進入第二階段，出現了以管理諮詢來推動的新模式，讓IT與業務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這個模式持續了大概十年左右。你還可以看到我們的IT行業價值鏈上的定位，就是把像IBM、Oracle、SAP、Microsoft等技術提供商的知識傳遞到我們的員工腦袋裏面，然後組成行業解決方案交付給客戶。
隨著技術的成熟，又發展到了第三階段，以印度公司為代表的高效化與規模化的戰略外包和全球交付模式。中國的外包公司大部分還是處於這個模式的起初階段，包括我們公司在內，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現在要發展到第四階段了，當初被迫分開軟件和服務現在可能又要開始合在一起，但內容與形式完全不一樣。
舉個例子，我們一個客戶是全球比較大的物流公司，我們幫他開發倉庫管理軟件並運營，然後按每個入庫的箱子的個數收費。客戶不關心我們用Windows還是Linux還是Websphere.
如果這個模式變成了一個主流模式，不管對IT產品行業還是IT服務行業，將是革命性。可能對Microsoft，Oracle這些產品型公司衝擊力更大。相反如果軟件公司不轉型，在十年就會遇到巨大的麻煩。所以這個對中國公司來說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
陳浩:軟件一直是聯想投資非常重要的投資方向，到今天為止我們差不多投資了十家軟件公司，包括軟件外包、軟件產品和軟件服務公司。
我們從2001年開始關注這一領域，當時IT產業內對軟件外包的看法還是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很多不看好的聲音。我記得在2000年前後，就有一些軟件外包的企業，但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是為日本提供外包服務。我們比較歐美外包和日本外包，發現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需求內容不同和營銷模式不同，所以印度的外包企業在日本市場上也遇到極大困境，這就給了中國公司機會。
我們2003年投資的第一家軟件外包公司——中訊軟件于2005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但他們今天也遇到了成長的瓶頸，這可能就是跟前面講的歐美和日本是兩種不同的外包模式有很大的關係。2005年我們又投資了文思創新，是面向歐美軟件外包公司，去年在美國成功上市。
我覺得中國對歐美的軟件外包在最近五年發展非常快，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來自於客戶這一方面，這些歐美跨國公司把中國當成新的市場，紛紛進入中國開拓本土市場，建立開發中心，同時也幫助培養了一批提供外包服務的中國公司。
岑惠彬:我個人做外包已經近十年了，在IBM負責印度，巴西、中國等地的外包業務。對於中國市場，美國分析機構Gartner提出這麼幾點:第一個就是語言上的，因為印度有講英文的先天條件，巴西有先天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的條件。我們中國近幾年也非常注重英文和日文的發展。第二個是中級管理人才，中國的人才是非常豐富，但是缺少能夠對外跟國外的客戶直接交流的，中國需要一方面培訓本土人才，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從國外回來的華人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三個方面，中國缺少品質管理，我跟歐美、加拿大、日本的客戶交流，尤其是日本的客戶對品質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中國在這方面還是需要加強。
主持人:關於中國發展軟件外包產業的模式，是否走印度的道路、能否跟印度競爭一直是個很有爭議的話題。
Sushil Asar:我經常和朋友開玩笑說，現在來到中國做IT業，就像看電影，這部電影在印度已經看過，現在中國又重演一遍，只是角色不一樣。
李映:內容一樣的電影，通常第二部總比第一部差很多。
中國究竟該怎樣演好這部電影？我在美國工作了很多年的時間，我認為外包有兩個不同的階段。幾年之前是“外包1.0”，是基於成本的外包，是被迫的。印度外包市場的蓬勃發展，其實就是一個成本的外包，因為它已經有足夠的規模效應，如果我們研究再重復它這種道路，挑戰和壓力是很大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做了這麼多年還沒有做出很大的外包公司。
現在談產業發展路徑，必須注意外包產業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的外包不是成本的外包，而是技術的外包和人才外包，我把它叫做“軟件外包2.0”。“外包2.0”有兩個重要內容，第一是技術外包，技術不再是單一和集中的IT系統，而是分佈全球的系統和服務，比如雲存儲，雲計算，比如軟件即服務（SAAS），這種分佈的系統和服務要求很好的基礎設施。這方面我們跟印度來比是領先的，而且有政府這方面的支持。
第二是人才外包。傳統基於成本的外包重點是考慮成本。但是比如像Google這樣的企業，它到中國並不是因為成本的因素，而是因為中國市場大，而且總是能夠很快地找到很多能夠滿足新技術發展項目要求的人才，這才是關鍵。所以像我們EMC的中心，很大一部分是我們在人才上有優勢，在這方面能夠領先。
我覺得軟件外包2.0是技術外包、人才的外包，是我們軟件外包非常獨特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把握這個機會，其實是非常有希望的。
史煒:中國市場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必須要搞技術外包，搞成本肯定沒有競爭優勢。中國的軟件產業在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跟在跨國公司後面走。現在非常大的一個變化是，中國自身的市場已經明顯顯現出來了。
我說中國和印度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印度軟件產業是集國力來支持的，依賴的是國際環境，我們中國無論走輸入輸出的外包，即便不跟國際合作，只要我們是技術型的，中國自己的市場就足夠大。而技術層面突破，最終還是要靠我們的企業。
軟件企業現在要做什麼？我們要給這些製造業企業上課，然後真正在ICT（信息通信技術）的角度尋找新的市場空間。我們的軟件外包市場是非常大的。我們在軟件外包上受制于發達國家，他們不會把最好的東西讓我們操作。所以最好是依靠本土的產業，逐步讓這些發達國家讓步。
黃為橋:印度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服務外包的行業，但是它的製造業相對來說比較弱，中國真正的強項在於製造業，所以我們軟件業應該把眼光逐步地放到我們國內的市場上，幫助中國製造業克服成本上升帶來的困難。
我們應該更加重視本地的市場。在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中國成本的提高是明擺著的事實，但是這對我們這種做整體信息化解決方案的軟件企業的影響是有限的，真正受影響的是那些製造業，製造業本來利潤就只有10%，匯率升值10%就沒有利潤了。所以擺在中國經濟面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提高我們製造業的生產效率和管理效率，提高他們產品的層次，而不再停留于低級的加工產品供應商。
實際上我們的客戶不需要去國外找。就比如蘇州，那裏的企業都需要提升產品，提升管理。我們最近跟浙江的一個民營企業談信息化建設，這是一個年銷售額超過2億美元的公司，大都出口到海外，但它只有一個財務軟件和一個靜態網站。這種企業隨便做一些信息化的建設的話，就可以省5%到10%的成本，但是說服像這種民營企業認識信息化的價值還是有一定困難的。一旦說服他們，這塊市場還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也就是說，中國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軟件外包市場？
邵凱:IT服務外包的方向有兩個:一個是從國內到國外，一個是從國外到國內。外包是包給國外，從中國走出去出口，這個是科技部和商務部講了很多年的，但是沒有真正實現了軟件出口，而是實現了軟件工程師勞務的出口。軟件是一種服務能力，在中國有很多的機會。
我們的做法應該是在中國為高端企業做好服務，包括對國內的公司做好服務。中國的市場很複雜，信用比較混亂，物流資本各方面要求更加複雜，在一些領域裏面，基於中國的系統更加先進。比如說基金管理軟件，一家美國的客戶要求我們為他們供應一套軟件，因為他在美國的東西在中國不能用，我想我們這套軟件如果做好了，在全球推廣絕對沒有問題，因為中國的證券交易系統在全球來說都是很先進的。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些高端的服務做好了，我們在國內的市場就很大。
主持人:我們應該向印度學習什麼？
鬱珉:印度是從軟件開發做起來的，但10年前他們的公司就開始做行業解決方案，5年前所有的建議書都包含了運營維護部分，現在更是以IT服務外包自居。所以他們一直保持了高增長。在應用服務這一塊，我們應用開發的增長只有5%到6%，但是應用的測試在16%，應用系統的管理就是10%的增長。這是我們可以學習印度的地方，我強烈建議應該拓寬服務領域。
低端的軟件開發外包競爭激烈，利潤低，但拓展到其他方面，就明顯不同。EMC的李總提出的技術路線就是一個方向。萬國數據就是充分利用中國相對於其他全球佈局國家的基礎架構優勢，來為國內軟件服務外包乃至IT服務外包提供高端技術和基礎架構的能力和環境。這也是為什麼萬國數據計劃在全國外包基地城市中建設高級數據中心的原因。
Sushil Asar:我認為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非常重要。印度為什麼成長，是因為市場很公正很公平。其實我到中國來發現，中國政府所提供的支持遠遠超過了印度政府提供的支持，因為印度的軟件外包行業發展應該是靠機遇發展起來的，但是中國的發展完全是有計劃有策略的。
陳浩:我的建議是要關注我們的外包服務對象——跨國公司在中國各個區域的發展策略。把他們吸引來了，留住了，自然外包企業就會在這個區域成長起來。
鬱珉:我很贊成引進來，比如說惠普在中國做的生意是20多億美金，但是採購額達到了40多個億，相對應的，是惠普在印度的交付中心的人數和中國的比例是3：1，大家知道目前印度和中國兩個國家在IT離岸外包上的份額比例遠不止這個數。
像製造業一樣梯度轉移
政府現在有一些改變，承認外包服務這些都是一個產業，而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可複製的產品才能夠成為產業。政府如果去做扶植，不能光是一個軟件服務業，還要盡可能發展上遊和下游，盡可能為軟件服務業提供更多的配套的服務。
主持人:中國現在有一個現象，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發展軟件城市的口號，都把軟件外包作為產業升級的“救命稻草”。是否每個城市都適合發展軟件外包產業，尤其像蘇州這樣的二線城市？
湯建翔:當年的製造業從國外轉移到中國時首先選擇一線城市，像上海、廣州、北京，經過了幾年的發展，製造業最終轉移到了二線城市。我們認為軟件外包也有可能和當年製造業的轉移一樣，會從一線城市逐步轉移到二線城市。我們有一些自己的優勢，一線城市的很多成本要比二線城市來得高，當然我們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我們的開放度還不夠高，交流還沒有上海的多，城市的品牌也沒有上海的響亮。
當然我們也想我們如何同上海這樣的城市做好配合，做好分工。上海做物流做信息，我們做製造業。下一步，我們如何在軟件外包上跟上海形成一個新的配合，這個也是我們蘇州政府要思考的。
岑惠彬:IBM除了在上海、深圳、大連、成都發展，最近還在武漢發展，所以二線城市也是一個發展的趨勢。
主持人:蘇州發展軟件外包的思路是什麼？
湯建翔:其實現在我們很痛苦，在這麼多競爭的城市中，我們怎樣才能脫穎而出？軟件產業我們蘇州可能還有優勢，我們有強大的製造業基礎，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市場。圍繞發展服務外包產業，蘇州科技城出臺了很多措施，除了一般稅收優惠等等，圍繞人才也是想了很多辦法，比如給公司報銷50%基層人員的培訓費用、制定了鼓勵海外人員和科技領軍人才的政策、對軟件企業的創新活動給與獎勵等等。我們還學習國外人才培養的模式成立了江蘇省唯一的一家培訓基地。另外我們的人文和生活環境，相信大家過來看看的話也一定會很驚喜的。不過這些可能都還不夠，往往我是當局者迷，希望在座各位給我們出一些好的點子。
邢波:首先政府應該自問，我是想做一個綜合性的外包城市還是想做一個專業化的城市？舉個例子，比如說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等，他們比較綜合，無論什麼樣做外包的公司都可以受到政府的支持。還有一些二線的城市，比如說我們去上個月去了揚州，揚州的市長跟我們說，不做綜合性外包城市，就是要做專業的呼叫中心基地。所以對蘇州來說，首先是要定好位，通盤考慮。
蘇州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說產業升級，所以蘇州也成立了很多培訓機構，但是整個城市在人力資源上是不是有持續的發展？這個是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主持人:吸引好的軟件企業進駐已成為各城市的一大頭痛問題，軟件企業在選擇城市時通常考慮哪些因素？地方政府如何才能吸引你們？
陳立峰:我們目前的策略是圍繞著香港為中心發展，之前也到內陸的二線城市發展，覺得那裏的人才非常好。從我們公司實際發展角度看，北京、上海、香港這三個城市周邊的城市發展產業的機會比較大，不過成都我們也有設立中心，我覺得成軟件公司銷售額達不到四億的話就不要到成都。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關鍵要打造一個適合知識工作者的工作環境，第二就是人才體系需要健全，這樣對於建立我們的研發體系以及由一線城市往二線城市發展靠攏都能提供很好的吸引力。
鬱珉:我去年參加了一個海歸的軟件開幕式，有一個公司老總提到對全國的20多個城市做了一個調查論，最後選擇了成都進行投資。比較選擇哪個城市，一是考慮人才的素質，二是人才的供應量，還有一個是語言的能力。所以地方政府發展軟件外包業制定政策必須要先圍繞“人”做文章。
關於政策扶植，包括個人所得稅的退稅等等，很多園區都有提出來，但是目前來看各個園區都不一樣，評價的標準都是各不相同的。政府現在有一些改變，承認外包服務是一個產業，而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可複製的產品才能夠成為產業。政府如果去做扶植，不能光是一個軟件服務業，還要盡可能發展上遊和下游，盡可能為軟件服務業提供更多的配套的服務，比如說人才供應，不只是簡單的培訓計劃，而是能夠支持可持續發展的人才供應。大連是一個例子，大連主要從事對日外包，做得好一方面因為業務穩定，另一方面是政府給所有企業做長期計劃的供應，包括培訓企業、建立大學、教育基地等等，這些配套的實施都已經跟了上去。
邵凱:我認為公司需要政府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環境，公平的競爭機制。企業要的不是政府不斷地“喂”它“喝奶”，有序的正當競爭能夠促進產業發展，還希望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對國外企業和國內企業能夠一視同仁。
Sushil Asar:如果我可以向政府提一個要求，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能夠幫助提高我們的薪水。這不是一個玩笑，實際是一個戰略上的建議。現在中國有很多的技術人才，但是懂得客戶專業領域知識的人才比較缺乏，所以應該大量引進國外的人才，他們進來後可以把知識傳遞給中國的人才。我有一個朋友在銀行業有20年的經驗，當時他要選擇到歐洲還是到中國，最後他還是選擇到了歐洲，他認為中國各方面的待遇等都不如歐洲理想，希望中國能夠提供一些更好的激勵措施，來吸引國外專業的人士，這是非常有幫助的。
李映:作為一個軟件企業或是研發中心，最頭痛最難辦的問題是什麼？我覺得是很多政府在細節配套問題上沒有做到位。比如房價的問題，如果政府不能宏觀調控好，當地房價過高，就會影響人才的流動。
主持人:國家越來越把服務外包產業視作一個戰略產業，並出臺了很多政策，“新18號文”正在制定過程中，大家有什麼期待？
邵凱:我看了印度的政策，在外包企業的稅收方面，它的所得稅和營業稅都是零。這種企業靠什麼報銷國家的稅收呢？我們的員工在國內都是屬於高收入階層，他們的個稅都比較高，消費水平也很高。所以我們希望18號文不要再倒退回去。
陳立峰:我覺得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2006年我在印度參加過一個會，印度總統花了兩個小時講外包，讓我覺得很驚訝。在中國，可能沒有必要這麼要求一個官員，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解決一些問題，比如教育如何與企業需求的創新人才接軌。
中央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保護知識產權，雖然現在改善了很多。還有政府鼓勵海外人員回國，這個政策說了很多，但是很多地方都沒有落實下來。我們雇傭很多的國外人員，比如說落戶、戶口都很麻煩，還有就是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
中國想從製造業轉型，但從很多的法律比如《勞動法》都是按照製造業的實際情況制定出來的，對我們這類企業就不一定適合。希望新的文件能夠具體地從軟件企業本身出發，真正適合我們這類企業的發展。
主持人:大家都認為人才是發展軟件外包的主要因素，在吸引人才方面，各位有何建議？
鬱珉:中國可以做外包的、有大學教育體系支撐的城市不下幾十個，這是我們的優勢，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國內軟件服務的資源結構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現在的結構我認為還是一個梨形的結構，我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金字塔的形狀——金字塔的尖端要培養本地的博士、博士後等，來進一步拔高來提升我們的服務價值，同時往下擴張低端的勞動力，也就是“技術藍領”，這樣的結構要落實和城市的佈局有關係。
黃為橋:對於海外過來的高端人才，我們中國不但沒有增加他的工資，還在減少他的工資，因為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他們本國的還高。
李映:我同意高端人才確實要有特別的方法和舉措把他吸引到中國。不同意的方面是，我認為漲工資不是最重要的。工資再怎麼漲還是沒有辦法跟美國的企業競爭。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建立一個好的機制，讓一些高端人才真正覺得來到中國，政府或是企業會給他一些激勵。做軟件外包研發人是最重要的。我的感覺是，政府需要更細緻地考慮怎麼把這些外包人才安置好服務好，並且長期堅持下去，而不是說做一兩年就扔掉。我覺得長期堅持細緻地服務，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岑惠彬:除了薪水外，教育、醫療、設施等都是吸引人才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