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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辯護的藝術:對抗、妥協和説服

2018-08-10 09:10 來源:人民法院報 婁秋琴

 刑事辯護,像一場“戰役”,需要戰略部署,也需要講究戰術,需要實體法提供“彈藥”,也需要程序法提供開火的“槍炮”,面對生命與自由,容不得絲毫的鬆懈與怠慢。刑事辯護,也可以上升為一門藝術,尤其是在我國當前的司法環境下,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逐漸吸納當事人主義的元素,不具有公權力強制性的刑事辯護,為了有效地維護當事人正當合法的權益,或衝鋒陷陣,或唇槍舌戰,或斡旋調停,將實戰中積累的豐富的經驗、嫻熟的技能和敏銳的智慧,再上升到最高的境界,便可謂一門藝術了。那麼,刑事辯護到底是一門什麼樣的藝術?

【一】

 刑事辯護首先是一門對抗的藝術。在刑事訴訟構造中引入辯護這一職能,就是為了平等武裝和保護弱勢的被追訴一方,彌補國家和個人之間力量的懸殊,防禦和抵抗公權力的濫用。因此,有人提出辯護生來就是為了對抗而存在的,是為了推翻或者削弱控方的指控,打破控方的指控體系和證據鏈條。所以我國刑事訴訟法學者陳瑞華教授説刑事辯護通常就是一種對抗的藝術。這種對抗性,在無罪辯護和程序辯護中顯得尤為突出,一種是以徹底推翻公訴機關的指控為目標,一種是以指控偵查行為、公訴行為和審判行為違反法律程序而旨在裁決這些行為無效,因此在進行這兩種辯護時,控辯雙方通常處在劍拔弩張、勢不兩立的衝突和緊張的訴訟對抗中,需要律師具備足夠的勇氣以及為權利而鬥爭的決心。但在司法實踐中,這兩類辯護的意見一般很難得到法院的採納。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瑞華教授提出這樣一種設想,即先提出無罪辯護,然後發掘公安司法機關在案件辦理程序方面的瑕疵和疑點,並針對這些瑕疵和疑點進行程序性辯護,促使法院從輕量刑的辯護策略。疑罪從無是理論界一直呼籲和倡導的一項基本原則,陳瑞華教授認為在當前特殊的司法環境下,也應當重視疑罪從輕。但不管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和部署,即使律師將無罪辯護和程序性辯護作為聲東擊西的戰略威懾武器,也必須以事實和法律為基礎,不能為了對抗而對抗,單純為了無罪辯護而進行無罪辯護,從而導致喪失了對當事人有利的量刑辯護的機會。更不能為了自我炒作而進行對抗性表演,這樣既不能達到從輕處罰的結果,反而可能使自己的當事人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所謂對抗,應當是有理有據有節地對抗,是在不違背法律和職業道德的前提下的對抗,是在綜合考量所有因素並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的有價值的對抗,這才能稱得上是一門藝術。

【二】

 刑事辯護也是一門妥協的藝術。除了訴訟對抗,辯護律師還有其他足以説服法官的手段和方式,那就是適度的協商和妥協,這是陳瑞華教授的另一個觀點,也就是通過對對方訴訟觀點的全部接納或者部分認可,來盡力維護委託人的合法權益。這種辯護活動多體現在量刑辯護形態中,可以發生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辯護律師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能預估到各類情形所産生的各種法律後果,具有換位思考的能力,擁有讓人願意傾聽和採納意見的口才,然後向司法機關作出一定的妥協,通過協商換取委託人利益最大化。這種妥協和協商,是基於控、辯、審三個職能之間仍然存在協作關係的基礎之上的,不能因為控辯之間的衝突與對抗,就忽略了真實存在的協作關係,畢竟追求公平與正義是法律職業人共同追求的終極目標。陳瑞華教授提出,刑辯律師不能只熱衷於對抗式辯護,也應當對妥協式辯護給予高度重視,總結經驗,掌握要領,將其作為一項基本的辯護技能。

 在司法實踐中,基層法院審理的包括速裁程序在內的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佔全部刑事案件的80%左右,案件數量巨大。隨著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會進一步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以便優化司法資源配置。辯護律師如果能夠通過妥協、斡旋、溝通和協商,協助當事人積極賠償,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説服當事人積極退贓和認罪悔罪,將不具有無罪辯護空間的案件儘快推到速裁或簡易程序的軌道上,確保當事人在程序和實體上均獲得從寬處理,爭取最大限度的量刑優惠,不但很好地實現了辯護職能,也彰顯了在協作關係基礎上的妥協的藝術。

【三】

 刑事辯護歸根到底是一門説服的藝術。不管是對抗還是妥協,終歸都是為了“説服”。提及説服,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説服法官,因為審判階段是整個刑事訴訟的核心,偵查和起訴階段是審判的準備性程序,是為法庭審判收集和準備證據材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罪責的輕重都應當在審判階段解決,因此,審判階段是律師進行辯護的最主要的場合。在這個場合,辯護律師的意見能否得到法官的充分重視、審核和採納,直接關係到辯護職能能否實現,關係到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以及刑事責任。因此,連陳瑞華教授也説刑事辯護實質上就是一門説服法官的藝術。

 筆者也非常認可説服法官對於實現辯護職能的重大意義。偵查和起訴這兩個審前程序雖然是準備性程序,但收集到的證據卻直接影響到審判階段辯護的效果,何況在偵查和起訴這兩個階段,還存在著撤銷案件或者作出不起訴決定等直接出罪的可能,效果與審判階段作出的無罪判決是相當的。如果通過説服偵查階段和起訴階段的辦案人員,將無罪的案件提前撤銷或者作出不起訴決定,在當前取保候審適用率較低的司法現狀下,可以使當事人減少被羈押的牢獄之災,更有利於辯護職能的實現。此外,即使對於進行罪輕辯護的案件,量刑情節的認定也依賴於審前程序對相關證據的收集和準備,如當事人即使有檢舉揭發的行為,還必須經過偵查機關進行查證屬實才能認定為立功,而偵查機關是否積極查證,有時也需要律師進行溝通和説服工作。這種辯護不同於法庭上的直接抗辯,但對於辯護職能的實現仍然功不可沒。因此,辯護律師不但要重視審判程序的辯護,也同樣需要重視審前辯護,不但要懂得説服法官的藝術,也同樣要懂得説服偵查人員(警官)和檢察人員(檢察官)的藝術,二者相互結合,才有助於辯護職能的實現。(婁秋琴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

編輯: 蘇若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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