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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精神之鄧子濱專欄
據報道，全國婦聯正在聯合公安部等九個部委，即將推出《關於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見》。它將首次對警方所承擔的職責、任務以及立案和處理程序作出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規定，為警方迅速採取行動去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政策依據。
毫無疑問，家庭暴力的對象主要是婦女和兒童，原因在於，這種暴力發生在家庭的帷幕之後，婦女和兒童在體力上又是天生的弱者。於是，在習慣於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家庭裏，婦女和兒童受到暴力侵害後，往往很難得到有效遏制和及時救濟，以致週而复始，愈演愈烈。不過，家庭暴力的成因是複雜的，其中，針對兒童和婦女的家庭暴力又是不同的，必須做出大致的分析。
不能否認，父母有管教孩子的權利，但這個權利的行使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規制。既然“棒子底下出孝子”，打孩子就有了“正當性”。除非打死了或者打殘了，法律幾乎從不問津。這種情況應當改變，理由很簡單：你贊同國家以“改造”的名義體罰犯人嗎？你贊同老師以“教育”的名義體罰學生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你憑什麼認為父母就能以“管教”的名義體罰孩子？
況且，父母打孩子，多半是為了自己出氣，而並非孩子真的該打。其實，當你想打孩子時，如果強忍半小時，經驗表明你多半不想打了。而孩子之所以在你的暴力面前忍氣吞聲，多半也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認為自己錯了，而是因為你更強大。從客觀效果上說，打孩子，就是告訴他們：問題可以通過暴力解決。於是，孩子們學會了暴力，在遇到衝突或者弱者時就習慣於使用暴力，在為人父母之後又以暴力對付自己的孩子。
警察的介入能夠有效地遏制父母對孩子施暴，因為父母對孩子動武的理由並不複雜，雙方也沒有太多的置辯，無須警察做出太多的是非判斷；而如果我們認定“暴力不是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那麼警察所要做的就是無條件地制止針對孩子，尤其是針對兒童的暴力。
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情況要複雜得多。資料顯示，在美國，有大約400萬婦女每年遭到丈夫和夥伴的毆打，超過100萬的婦女因這種人身傷害而尋求醫療救治，每年有2000—4000名婦女死於家庭虐待，而家庭暴力只有1％受到逮捕……而在中國，目前最嚴峻的問題不是婦女是否遭受了家庭暴力，而是我們甚至無法知道有多少毆妻案件。
大方之家們應當對中國的“毆妻文化”作一番考察，然後我們才不至於推測這種文化的源遠流長。中國從古至今是否盛行打老婆？這個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三從四德”，雖然給了老公打老婆的特權，但也令老婆們溫良恭儉讓，從而避免了許多衝突和挨打的風險。西方也是一樣，既然“上帝”通過《聖經》對女人說：“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丈夫也就有權使用必要的強力使妻子安分守己。所以，打老婆雖有根有據，但也不是氾濫成災。
而在女權意識高漲的今天，女性的體力並沒有隨她們的權利同步增長，因而在丈夫沒有修煉到家的時候，妻子挨打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但無論中外，我們在處理毆妻案件時依然信奉著這樣的原則：除非造成了死亡或者傷殘，法律不會介入家庭或者走入幕後。這個原則絕對有它合理的一面：讓雙方自行解決，是引導夫妻重修舊好的最佳方式。暴躁、爭吵、衝突所造成的短暫痛楚，實在無法與揭開家庭帷幕所導致的惡害相提並論。
對於多數夫妻而言，“枕邊和好”是消除痛楚的最好方式，而家務瑣事一旦暴露于公眾的好奇和品評之下，每個人都會不遺餘力地歸咎對方，本應一天原宥、忘卻的事情就會終身難忘。
但是，家庭的帷幕不能成為惡意而狂躁的暴行的擋箭牌。一個男人在熱戀時向一個女人承諾了愛、安慰、體面和撫養，共同生活以後竟然對她施以粗暴的雙手，這本身就是一種殘忍。社會唾棄這種行為容易，有效遏制卻比登天還難。人們幾乎嘗試了各種可能的手段，警察的介入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來。警察介入毆妻事件，肯定有一些實際效果，但也要把困難擺出來，從而尋求補充與完善。
首先，警力問題。目前全國多數地方警力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財政不能單獨列支，地方政府賦予了警察“人上環兒、狗帶牌兒”等各種非警務職責。其次，經歷問題。由於警察的介入通常是在暴力發生之後，所謂制止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實際上是調解夫妻矛盾，警告下不為例，而我們的警察很多是年輕人，自己的生活經歷尚不足以勸解“清官難斷”的家務事。再次，我們所提倡的調解有它固有的弊端——失去了正當程序的保障。因此，如果運用不當，調解服務於強者的利益，而不是平衡了利益，它使弱者更弱，強者更強。最後，必須加重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所具有的國家強制力的色彩，因為只有國家的法律制度才有權力將毆打者從家庭中“趕走”，必要時，必須強化拘留、逮捕家庭施暴者的威懾，而不僅僅是做“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絕不能犧牲正義而換取和諧。尤其是對已經分居和處在離婚訴訟中的夫妻，只有強調保護、威懾、強制，警察的介入才能具有實際的遏制暴力的效果。 (作者係法學學者)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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