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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下午，廣州市番禺區市心路北段，一輛商務車司機剛剛洗完車，就在司機站在車頭處看車時，一輛摩托車從司機身後衝過，坐在后座的男青年一把抓向司機的後頸，剎那間，司機脖子上的金項鏈已經到了男青年手裏，隨後，摩托車繞過了商務車向遠方逃逸。
這是廣州再尋常不過的一次飛車搶奪，但卻因被搶司機的驅車追趕而變得不尋常。一段只有兩公里左右的公路追逐以一宗交通事故畫上了句號———“飛車黨”的摩托車支離破碎，車上的兩個人當場死亡；商務車車頭一角碎裂，一人負輕傷。
雖然具體的案情警方仍未公佈，具體的事故責任也還在進一步調查中。但這位被搶司機所採取的私力救濟方式卻引發公共輿論的廣泛關注。在網上，有超過9成的網民用投票、用跟帖堅定地支持這位勇猛的司機。普通民眾更願意在一種普適的道德觀下觀察被搶者——而不是行搶者——的命運，這種對他人的觀察背後又源於對自我的關懷。而在評論版面上，則更多是一些理性的法律人，基於法律的抽象規定向讀者介紹“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細微區別。網民的感性表達與評論的理性省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學理上的“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並不難解釋，實踐中要辨別是否“防衛過當”卻頗需要些司法智慧。以“飛車搶奪”為例，最高法院曾于2005年6月間專門下發了一份《關於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列明三種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的情形，均與“飛車行搶”相關聯。2006年2月，廣東省公、檢、法也聯合公佈了《關於依法嚴厲打擊搶劫、搶奪犯罪適用法律的指導意見》，主要內容就是要解決“飛車搶奪”行為的定性區別，原規定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按搶劫罪處理的4種特定情形，在《意見》中擴大至7種。這種定性對行為人的影響在於，搶奪罪一般處3年以下刑罰，最高刑為無期；而搶劫罪一般處以3年以上刑罰，最高刑為死刑。
我注意到有些法律人從“搶奪”的字面意思出發，來生硬地解釋對搶奪者的正當防衛。但不可回避的是，在典型的飛車行搶案中，受害的往往不只是當事人的隨身財物，更包括人身安全。因為被害人的隨身財物和攜帶人通常具有某種人身依附性，行搶財物的同時也將置被害人于危險的狀態，“搶”的指向已不僅僅是財物，還包括了被害人的人身。而“搶奪罪”的一個重要特徵則是“無意侵犯被害人的人身”。
只有認識到“飛車搶奪”對被害人的人身乃至對整個社會的公共安全都產生了威脅，我們才能在此基礎上運用“正當防衛”的相當理論。以此次的“番禺事件”為例，行搶者的犯罪行為是否已經終了？其性質是否已轉化為推動？被搶者的飛車追趕是否為當時的不二選擇？又是否可視為“正當防衛”？這些都應在具體的事件細節中，結合法律進行細緻的分析和判斷。至於行搶者的死，並非“防衛過當”的標尺。對被搶者而言，保護自己財產的可行選擇就是駕車逼堵：追的意圖在於抓住行搶者，而並不在對方的生命。有不少以理性自居者對駕車追趕的被害人提出了在我看來過高的道德要求和技術要求。他們怎麼就沒有去要求行搶者——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的話，為什麼不停車放棄逃跑。行搶者當然罪不至死，但生命健康權首先應由自己去珍重，而不能奢求他人的保護。
兩年前，成都曾發生了一起頗讓人關注的類似案件。一位見義勇為的司機因駕車追趕飛車行搶的一輛摩托車，而致行搶者一死一傷。該司機後被行搶者告上法庭，2005年12月，成都市成華區法院以傷亡後果是搶劫疑犯羅軍等人為擺脫追趕而高速行駛造成的，認定判決司機無罪。據說，當法官宣佈判決結果時，旁聽席上響起了震耳欲聾的掌聲。 □王琳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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