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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草案)》開始公開徵求公眾意見。經過兩年多的預備修改，新的條例草案條理明晰，立意準確，尤其在規範城管執法上改進頗多。如查封、扣押物品，須當場開具財政部門統一印製的收據；查扣易腐爛變質的蔬菜水果，經批准可在登記後銷毀，但應拍照錄像予以記錄等。這是廣州地方立法機構應勢而行的一次立法跟進，于當前情勢緊張的城管局面，首開立法改善之風。
舊的《廣州市城市管理監察條例》自1998年起實行，至2005年政府提請修改時，城市發展已經形勢大變。在最初的條例修改稿中，為應對城管執法中的暴力抗法現象，修改稿曾建議廣州成立“城管警察”，將城管巡查和公安執勤有效結合，給“走鬼”以致命打擊。相關部門也反復強調，條例修改須以強力保障城管執法順利無阻。其初衷，基本上體現為部門立法的意旨取向。但從此次正式公開的條例草案來看，單一的部門利益取向得到了較大遏制，相反，針對城管執法的規範、協作、監督等得到重點闡述，立法進步頗為可取。
這不能不與變化中的社會壓力相聯絡。近兩年來，城管執法領域所積澱的矛盾衝突，經由諸多極端案例，在媒體上得到密集披露，社會輿論也得到集中釋放。與更加宏闊的轉型背景相應，且和更加具象的民生冷暖相連，城管執法中的劇烈衝突，已經超出城市對特定管理目標的追求，而成為社會壓力升高的某種群體暗示，極可能為複雜纏繞的利益調整留下一觸即發的導火索。因此，即便是廣州一地的立法嘗試，也不能漠視這種普遍的社會情勢。
《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草案)》的公佈，可以讀出地方立法機構求解城管執法難題的思路轉變，即首先通過立法將城管執法引向規範，將行政執法力量納于規範可控的狀態，使公共權力巨大的傷害能力首先得到克制，從而使行政力量在衝突持續的局面之下，首先邁出自省的第一步。這些努力，雖是正常狀況下立法機構應有的作為，但在當前的格局中，地方立法機構不是一味順應行政需要，為原本已經一枝獨大的行政格局無條件供給法律資源，而是為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貢獻獨立和思考，這種自覺的努力，理應得到掌聲。
新條例草案在規範城管執法上用心民意，有幾處清晰可見。如草案規定，城管執法人員應當經過法律知識和業務知識培訓，並取得省人民政府統一制發的行政執法證後方可上崗。這對城管執法隊伍的素質提出了明確要求，於民眾對城管隊伍的素質質疑，是一種制度改善。新條例草案還要求城管在執法時，應出示行政執法證，依法查封、扣押違法行為所涉及的工具物品時，應噹噹場開具財政部門統一印製的收據。這對一直存在的粗暴野蠻執法，也是明確限制。而針對城管執法人員私分沒收物品的民眾質疑，條例特別規定銷毀沒收物品須錄像為證。就此來看，新條例草案的這些技術細節，對當前公眾的呼聲確有務實回應。
然而，進取的新條例草案，也未必就是當下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無證攤販往往逐人流而去，望城管而逃，爭執打鬥往往就在你追我跑的一瞬發生。那些激烈對峙的場面，不是法規條文上的行雲流水，卻是現實生活中的揪心一幕。可憐之人也有可恨之處，無證攤販的底層生存，自然也有種種劣跡。然而，我們也不能同意某些城管執法人員的說法，只認他們是可恨之人而全無可憐之處，甚至為今日社會對他們的普遍同情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在公權與私權的衝突過程中，公權始終必須有足夠的克制和自省。而在當下權力失衡的公共生活中，公權力的肆無忌憚，恰是私權抗爭的道義源頭。
因此，城管執法作為一種延伸的行政權力，首先必須是一種規範操作的政府行為，受到政府自身的強力管制，而作為更高層面的權力制衡，立法機構又必須始終確保對擴張的行政力量的制約。在減少部門粗暴執法的意義上，廣州立法規範城管執法的做法積極可取，而在更深層次的有效防範行政侵權方面，當下大局恐怕還未有大的改善。當然，這已不是廣州一部地方條例可以承載的事情。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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