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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的《律師法》，亮點頗多，其中最受業界矚目的，莫過於煥然一新的律師會見權。新的《律師法》第33條，除了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受限這一積極權利予以明確，還在條文最後特別補充了會見“不被監聽”這一消極權利。可以說，該條的修訂實際已走到《刑事訴訟法》的前面。
刑事訴訟是公民個人與國家機器的對抗。律師審前介入程序的設置，本身就是對弱者權利的救濟，對力量失衡的調節，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即便嫌疑人涉嫌十惡之罪，若其成為階下之囚，亦理所當然享有聘請律師、獲得法律幫助並由人代為申訴控告的權利。會見律師，自然是前述權利實現的基礎環節。問題在於，由於立法對這一領域的模糊處理，長期以來，律師會見權一直只能在法律夾縫間茍延殘喘。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除涉及國家秘密案件需經批准外，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律師也隨時可以會見在押者，並向其了解案件有關情況。嚴格意義上講，該規定在程序上並無缺漏，惟一的遺憾就是意思含混，可操作性差。
理由在於，偵查機關的職責，本就是對抗犯罪，盡最大可能將其推上法庭，審判定罪，那麼，對為涉嫌犯罪者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偵查機關理所當然持敵視態度。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本身即由偵查機關監管，律師想進看守所會見當事人，若缺乏偵查人員的陪同，根本就不得其門而入。如此一來，能否會見，何時會見，能否單獨會見的主動權，從一開始就操縱在偵查機關手中。
事實上，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生效10年以來，鮮有律師被偵查機關直接拒之門外的情形，司法實踐中，更多的是對律師會見權的變相限制，其操作手段，無非有三：一是擴大解釋，對“國家秘密”的範疇無限擴張，將所有案件都解釋為關涉“國家秘密”，從而為會見方式、會見時間設置種種限制；二是變相規避，借監視居住之名，將犯罪嫌疑人關押于賓館或招待所，使其名義上仍有人身自由，卻喪失了會見律師的權利；三是推諉拖延，藉口公務繁忙或是領導出差，惡意拖延，直到檢察機關批准逮捕方才安排會見。
據悉，《律師法》第33條修訂後，《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條款亦將於明年修訂，這也是該法遲至明年6月1日方才生效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儘管《刑事訴訟法》早已對律師會見權有了明確授權，但其實際運行所受的桎梏與干擾，更多是機制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單靠從法律上解開桎梏，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旦《刑事訴訟法》隨之修訂，當務之急，是從監管體制下手，實現偵押機制的分離，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須再經偵查機關審批，由偵查人員陪同，只需由監管機關對律師進行必要的手續審查，即可進行。同時，對偵查機關干擾、阻撓律師會見的行為，設置必要的程序性制裁，提高限制或變相限制律師會見之類行為的實施成本。
或許有人會擔心，如果缺乏審批，缺乏監聽，有可能造成某些律師利用會見之機，大肆教唆嫌疑人作偽證，甚至串供與翻供，嚴重干擾刑事訴訟程序的展開。事實上，也正是受這種思想主導，限制或干擾律師會見的行為近些年才屢禁不止。我們認為，偽證、串供一類問題，本質上仍屬行業自律層面，《律師法》已規定了制裁，《刑法》也有針對性的條文，如果因為存在發生此類問題的隱患，就推翻整個律師會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顯然是本末倒置。
近些年來，刑事法治的每一步推進，都是在與各種“危機論”與“國情論”的鏖戰中前行。改革開放初期，有人擔心為被告人聘請律師會顛倒黑白。《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有人生怕搞對抗式庭審會放縱犯罪。新世紀到來後，又有人害怕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限制死刑適用會導致天下大亂。
然而，有了律師，有了對抗，刑事審判查明事實的功能才更加凸顯。死刑核準權收回大半年來，全國的刑事犯罪率不升反降。可見，越是片面地強調國情特殊，越是高調宣稱社會利益至上，就越可能導致對基本人權的侵犯。基於上述事實，我們更加確信，在尊重法律、尊重人權的基礎上，《律師法》乃至《刑事訴訟法》完全可以走得更遠，在明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其在訊問或搜查階段的在場權，如此一來，只會令我們的法律更為周延，人權更有保障。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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