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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虎照片”事件，在公共輿論領域內已至尾聲。民間共識已經達成：周正龍所拍照片中的老虎，是假的。但是，“華南虎照片”事件還未結束，與之相關的，華南虎事件也沒結束。
首先，周正龍造假之判斷，並未經過法律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事件的全過程也還沒有得到還原，事件可能牽涉到的其他個人和機構，還都隱匿在沉默的虎照後面。一個多月以來，相關部門要麼回避虎照真假問題，要麼不講道理地賭咒發誓堅持照片為真，這種態度讓敏感的民眾頓時聯想豐富。而且政府方面矇混過關的態度，也為民眾的聯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間。
有人認為，明顯可疑的華南虎照在極短的時間內即通過了省林業廳的鑒定，並且迅速成為中央級權威媒體播報的重大喜訊——有論者以此斷言，華南虎假照片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策劃案，而不是農民周正龍的個人行為。為這種大膽假說添磚加瓦的，是利益鏈條說：如果能夠證實鎮坪存在華南虎，那麼陜西省林業廳以及鎮坪縣，都將獲得巨大利益；在利益捆綁之下，人們寧願選擇說小謊做大事。接下來，在老虎年畫的鼓勵之下，懷疑的目光已經擴大到整個華南虎事件，《成都商報》日前披露了專家對《華南虎調查報告》的質疑，從而將“發現華南虎”事件始末推至公眾苛刻重審的視野，在官方的沉默之中，民間智慧再一次發揮編劇才華……這些大膽假設自有其說服力和傳播力，虎照事件正在擴大為華南虎事件。
有人認為，年畫的出現意味著虎照事件的終結，其餘事務只等政府處理。其中假設無非是，年畫的出現構成了一個尖銳的質問，政府必須面對；民間輿論已經前行至此，政府必然已經感受到壓力，要作出回應，給出交代。但是，如果政府對民意有所顧及，對輿論有所忌憚，早在年畫出現之前，便應該介入調查，澄清真相，而不是心存僥倖，顧左右而言他。事實上，陜西省林業廳在年畫出現之後仍然堅持原有結論，至今不肯承認虎照為假，對鎮坪有虎的結論更是言之鑿鑿，將“保護野生動物”的口號挂在嘴邊當救命稻草……打虎派在歡慶之後發現自己的重大勝利，仍然很像是自娛自樂——即使年畫說服了全國民眾，政府仍然可以選擇不作表態、拒不承認，然後不回應、不調查、不處理、不追究，最後不了了之。
如果虎照風波是周正龍個人的行為，那麼政府應該能夠明智果斷地了結此事：首先，要重新鑒定，確認照片中老虎是真是假；其次，如果虎照為真，要對年畫給出解釋；如果虎照為假，則要承認鑒定工作有誤，並且追究相關政府官員的責任；最後，如果確認虎照有假，就必須追究周正龍個人的法律責任。依此設想下去，還有一點政府必須做到，由於公眾嚴重懷疑虎照事件並非周正龍個人所為，所以，要向媒體公開審判周正龍的全過程，要允許周正龍及相關人員自由接受媒體採訪，以避免公眾誤會，認為周正龍成了沉默的替罪羊。
但是，如果虎照事件中真的有地方政府的參與策劃，那麼事情要如何解決呢？這本來應該是政府的難題，但是當政府有可能選擇回避的時候，公眾又能做什麼呢？
年畫出現之後，公眾輿論對虎照事件的判斷已經非常明確，陜西省林業廳至少負有工作失誤之責，相應地，追究周正龍個人以及當地政府責任的要求和期待也已經非常清晰。在目前情況下，追究政府責任的路徑有三。其一，是上級行政部門或官員給出明確的追查指示，對此公眾只能等待，等待上級政府聽到呼聲、感到不妥、立意解決；其二，是人大對相關政府部門行使質詢權，對此公眾仍然只能等待，等待足夠的人大代表對虎照事件表示不滿，及至人大會議期間聯名質詢；其三，是法律途徑，但是，由於法律目前沒有賦予公民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而普通公民很難被確認為虎照事件的直接利害關係人，所以公民直接對此提出的訴訟很難立案，那麼公眾所能做的，仍然只是等待，等待檢察機關提出公益訴訟。
輿論勝利之後，公眾在追究責任的環節中，喪失了主動權和主導權，幾乎只能依靠政府的道德自覺。但是公眾所能做的，確也未必只是消極的等待。律師郝勁松早在年畫發現之前，已經對周正龍提出訴訟，但是未獲立案；又向國家林業局遞交行政復議申請書，雖然還未獲得答覆，但是專家也表示不能樂觀，因為他不是恰當的行政相對人。可是，郝勁松的行動至少起到了一個作用，就是維持華南虎事件的輿論熱度；正如民間盛傳的那些大膽假設，還有網絡上那些歷久不衰的憤怒、指責和迫切的呼籲，公眾至少可以堅持大聲呼喊，堅韌地較一次真，直到那些有能力追究責任、查清全部真相的個人與機構作出回應、開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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