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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各地黨、政負責人幾波大調整之後，各省高級法院、檢察院負責人也已開始大調整，據說，涉及範圍之廣為數十年來所罕有。有人解讀說，這一輪法檢高官調整，係為貫徹幹部交流機制，目的是凈化司法系統的官場風氣。理由是，各省的法院院長和檢察長互調，可以切斷官員與當地的各種人情、利益關係網，使其相對公正地從事司法工作。
主管一地政務的地方大員異地任職、定期調任的做法，自秦以來，即成定制，明清兩代尤其嚴格執行。今天過幾年進行一次的黨政負責人大調整，乃至法院、檢察院負責人大調整的做法，大體上是繼承了古人積累兩千年的行政管理智慧。
這種做法不能說沒有效果。畢竟，官員調入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機關，在最初一段時間確實很難有機會腐敗、貪賄，所以，政界經常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事情。但是，近年來，乃至百年來、千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這種做法的效果終究是有限的，官員腐敗之風依然相當嚴重。官員到異地之後，只要他願意，他就完全有能力在新任職之地很快編織出人情與利益關係網，原來的人情與利益關係網也會自然地蔓延到他任職的新地方，他的人情與利益關係網反而可能借助調任而擴大了。
可以確定地說，傳統的行政管理智慧沒有能夠有效地解決官員腐敗問題。借助現代政治常識，可以輕易看出傳統行政管理智慧的盲點：古人沒有找到限制官員權力的有效辦法，而這才是官員可以輕易編織人情與利益關係網的制度根源。如果建立起合理的權力分立與制衡制度，有效地限制住官員的權力，那麼，官員在一個地方任職多久，根本就不成為問題。事實上，從治理效率的角度看，官員在一個地方長期任職是有不少好處的，比如，他較為熟悉當地的民情、政情。因此，在法治較為健全的國家，活躍著很多地方性政治家，他們終身只在自己的家鄉從事政治、擔任官職。
現代政治常識也告訴人們，防範司法機關負責人枉法徇私，同樣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如果說中國的司法系統存在一定程度的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現象，那根源不在於司法機關負責人在一個地方任職太久，而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約束與監督，從而濫用權力。
司法機關高度行政化為司法機關負責人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行政活動的性質決定了行政機關可以強調意志的統一。司法活動卻是適用法律規則，司法過程需要的是承審案件的檢察官、法官個人的司法技藝理性。因此，在法治較為健全的各國，經常沒有“法院院長”這樣一個帶有強烈行政色彩的稱謂，司法機關負責人不過是“首席法官”。即使設有“院長”，他與其他法官的關係，也絕不同於行政單位內的局長與處長、處長與科長的關係。法院院長與其他法官是平等的，如果組成合議庭，也具有同等投票權。在法院內部令一個人獲得尊敬的，是法官長期積累的司法技藝，而不是帶“長”的權位。這樣，院長幾乎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法官，法官們就約束著院長的權力。
但在中國，法院卻是高度行政化的，法院內部的組織結構十分類似于普通行政機關，甚至類似于軍事機關，存在著相當嚴格的上下級行政關係。法院最重要的裁決機構——審判委員會，也主要由院長、副院長、各審判庭庭長等各類長官組成，審理案件的法官必須接受他們作出的決定。在法院內部，起決定作用的是層級分明的權力，而不是法官的司法技藝水準。這當然就賦予法院院長以極大權力，他可以出於種種動機，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法官，從而導致司法不公。檢察院內部結構與此類似。
當然，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本身也不具備獨立性，因為，司法機關嚴重地方化，其人事、財政、日常事務嚴重依賴同級政府，各個政府部門也都可以借助自己掌握的資源對司法機關施加壓力。對此，司法機關負責人無力、通常也無意抵制。司法機關行政化又可使院長、檢察長向法官、檢察官下達扭曲的指令，製造司法不公。生存于這樣的環境中，普通法官、檢察官也會喪失職業自尊，主動地貪贓枉法、徇私斷案，為了金錢廉價地出賣正義。
因此，凈化司法系統官場風氣的正道是司法系統“去官場化”，去行政化，讓司法獲得真正獨立的地位。所謂司法獨立，不僅指司法機關相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的獨立性，同樣也指法官相對於法院院長具有獨立性。這樣一來，司法機關負責人既可避免因其他部門干預而不得不濫用權力，又能受到其下屬的制約而難以自行濫用權力。有了如此制度保障，司法機關負責人長期任職一地，又有什麼可懼怕的？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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