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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草案討論到通過立法，再到實際執行，資方對《勞動合同法》的“攻擊”始終存在。全國兩會之前，廣州兩會上就有企業界的政協委員批評該法嚴重不公，過分保護了勞工權益，削弱企業用工自由。日前，參加全國兩會的前中國首富張茵女士持同樣看法。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進一步表示，要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廢除“無固定期限合同”，並認為一旦廢除該條款同樣有助於勞工利益。果不其然，張茵委員的見解和做法引發網民“騷亂”，招致對整個資方的激烈炮轟。
資方對新法有怨憤，在各種場合表達對它的排斥性意見並不新鮮。慮及她所代表的界別和身份背景，張茵女士對《勞動合同法》有那樣的解讀也屬正常。甚至於，提交反對提案也是在履行委員的權責，並無越界或違法之意，其言說不該承受任何譴責。只是，在此番言論引起的喧嘩中，當予以強烈警惕的不是委員說了什麼，而是勞工代言人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單向度的“辯論”。
事實上，涉及勞動合同法的爭論流佈于坊間，瀰漫在大眾媒體上，然而絕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辯論。勞工缺席不在場，理想中有話語交鋒、存利益博弈的辯論沒有建立起來，一如既往地表現為資方的控訴。在張茵等委員發言之前、《勞動合同法》執行前夕，資方的不滿一度演變成裁員行動，在受政府遏制後，此類行動沒有蔓延。也曾有勞工受其牽累下崗，引發抗議舉動，儘管如此，還是沒有形成有效的對話，辯論更是空想。
一部法律是否完備、需不需要修正當然可以討論，全國兩會也是合適展開此類話題的場合。問題是，為什麼只見張茵疾呼而不見勞工出面？不管網民怎麼憤怒，他們走不上前臺；不論車間的勞工對資方說辭如何看待，但無出面駁斥的途徑。總的形勢仍是失衡的。資方不缺乏利益代言人，並利用重要的政治場合鼓與呼，協力對法律施加壓力。本應同臺發出聲音、與之對弈的勞工階層卻隱沒了，成了沉默的絕大多數。
這一所謂“辯論”的缺陷大概印證了當今勞工的地位，也間接證明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尷尬境遇。對於勞工的地位問題，無論資方還是勞工自身都有焦慮。不過相較于資方完整的利益集團，勞工像沙子一樣分散。分散的利益群體當然無法形成清晰、集中、有力度的訴求。在這樣的情勢下，勞工權益存在三種出路：被虛假地代表，被多方面束縛，被習慣性漠視。這大概也是因為兩會匱乏勞工委員或勞工代表，或委員們尚無就公共議題進行辯論的議政意識。可是，政治建設的諸多後果為什麼必須由勞工承受？
勞工被阻止在辯論臺之下，實際上也被阻礙在利益博弈的權力結構之外。顯然，張茵委員們不僅能無礙地“辯論”，隔空發力，還有能力影響勞資關係在現實利益上的調整。這既包括在工廠中以管理之名干涉勞工權益，也可以是扭轉法律重心，在宏觀層面上製造利己的格局。在法律文件之外的領域，全國兩會提供了資方表達意願的身份和影響力，勞工方則沒有獲得這一政治平臺的對等待遇，因而在這場“辯論”中缺席的不只是勞工代表，也包括政府職責。
由此可見，“辯論”的新缺憾再次折射出政府治理的老問題。與主動吸納新階層或新富成員的政治傾向相比，勞工除了數量的增減和利益訴求的“老套”外，似乎不見得有新意，一貫地沒能吸引政治意圖的關注。眼下，工會作為政府從工廠外部賦予勞工的組織，已經在強勢的資方面前，暴露出許多亟待解決、似乎也難以解決的不足。最近的例證就是，一部《勞動合同法》已將這個組織的大多數薄弱襯托出來，不要說組織勞資辯論，恐怕連承擔“勞工利益代言人”這一角色也勉強。豈止是辯論，勞工遇上需與資方談判的矛盾，都選擇避開工會，以各種方式給政府施壓，就很能說明問題。
正所謂勞工有束縛，勞資無辯論。一方缺席，理應受到質詢的其實是三方，亦即：資方的咄咄逼人，勞方的隱忍謙卑，以及政府的力有不逮。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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