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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立法”是目前中國立法領域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為此，山西太原市人大作出了一種新嘗試，向社會招標，公正地選取《太原市文化產業促進條例》草案(據《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
傳統上，從全國到地方，各級人大的立法大多是由相關領域的行政職能部門起草草案，甚至主導整個立法過程，人大及其常委會只是到最後才匆忙對草案進行表決。行政部門主導立法固然有一定合理性，比如行政管理部門對相關領域的事務比較熟悉。但這一行政立法模式弊病十分嚴重。近代以來的政治理論及各國憲法之所以把立法權交給民選的立法機構，限制行政部門的職能只能執行法律，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權力如果制定法律，則法律必然向行政部門傾斜，過多地考慮行政管理的便利，甚至肆意擴張行政權力，不合理地限制民眾的自由和權利。在中國，行政立法確實明顯地具有這種傾向。
當然，在行政權力長期接受約束、已經滲透了法治、憲政精神，並且形成了穩定的司法審查或違憲審查制度之後，適當允許行政部門立法也未嘗不可。不過，當下中國的這種精神與制度條件並不成熟，我們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乃是現代法治的初始任務，即約束行政權力，使之從追求自身利益轉向服務於公眾利益。而達成這一目標的基本制度安排，就是限制、收回行政部門的立法權力，將其完整地交給人大及其常委會。
過去若干年來，各級人大在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近年來，包括《物權法》在內的多部法律就是由人大常委會組織起草，各路專家廣泛參與，民眾也通過聽證會、提意見的方式有所參與。以這種方式通過的法律，其程序上的正當性，法律重要條款的公正性，法律在民眾權利與行政權力之間保持平衡的程序，顯然要高於那些由行政部門主導的法律法規。
當然，地方人大要改變行政部門立法的格局，難度可能更大，因為在地方層面上，行政主導的傾向會更加嚴重。太原市的這一做法，借助於比較公開的招標程序，使自己處於主動地位，相關行政部門只能成為競標者之一。假如未來能夠堅持招標的基本程序，比如公開競標，那麼，不論哪個單位中標，哪怕是相關行政部門中標，《太原市文化產業促進條例》也會比從一開始就由相關行政部門主導，要更為公正合理。
不過，立法招標終究難以成為立法的常態模式。從原則上說，立法不是一項工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過程。立法的關鍵環節不是法律草案文本的起草，而是法律所涉及的利益各方的意見之平衡表達、匯集、辯論。因此，若干學富五車的專家坐在辦公室裏，哪怕是出門進行廣泛的調查，也不可能起草出公正合理的法律草案文本。過於相信專家與過於相信行政部門犯的是同樣的錯誤：沒有把立法視為一個政治過程。立法是和平時期一個共同體所要處理的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只能通過政治來解決。立法必須被納入到政治過程中。這種政治過程的主導者，就是立法機構自己。
立法必然涉及無數人的自由、權利和利益的調整。重要的不是最後的法律文本，而是文本的背後是自由、權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在現代政治倫理中，不論誰受益誰受損，其道德上、憲法上的唯一依據是，此一立法經過了選民的同意。推定選民同意的前提有三：第一，立法機構成員是經過選民選舉(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的，獲得了授權。第二，對於此一立法，選民有表達自己訴求的權利，不論選民是否實際表達。第三，立法機構負有提供這種表達渠道的法定義務。
基於這些前提，立法，尤其是重大的立法，只能由立法機構組織進行。立法機構的責任就是設計各種程序，讓自由、權利、利益再分配所涉及的每個人、每個群體能夠平等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並與其他各方進行公開的辯論，由此可以形成一個合理的、公正的折衷妥協方案。這樣一個說起來也許會相當漫長的政治性過程，是立法具有正當性的關鍵。行政立法、專家立法的致命缺陷就是做不到這一點。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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