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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改革開放30年與中國法治建設”這個話題,不能不專門談一談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法治建設。這裡,我以“法治建設的廣東經驗”這一命題來表徵廣東的法治建設及其對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特殊意義。
改革與創新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法治現代化的強大動力。３０年來，廣東法治建設的顯著特徵之一是持續不斷地進行法治改革，尤其是立法方面的改革，進而推動依法治省和法治現代化。
立法改革強調的是立法思維的創新，突出表現為：打破常規，急用先行，堅持立法為用的原則，優先出臺保障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以及社會管理方面急需的法規；面對蜂擁而至的改革浪潮和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突破“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立法思維，樹立“需要一個制定一個”的立法思維，著眼於以立法來推進、引導和保障改革；立足於指導實踐、規範行為，盡可能做到法規的規範性和可操作性，做到“能細則細，宜粗則粗”；此外，還突破“中體為用”、“姓資姓社”的思想束縛，大膽移植香港和國外的法律規範和技術，陸續制訂出了規範市場主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系列法規。
廣東在立法創新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首先，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起，廣東省以及深圳市在立法中就廣泛採用立法聽證會、委託法律專家草擬法規建議稿等方式，實現了立法民主化、公開化的新突破。實踐證明，立法過程中的民主比立法之後的民主對社會所產生的法律教育和法治影響更加廣泛和深刻。
其次，建立草案三次審議程序和法規起草多元化，更大限度地規避部門利益，並推進法規起草從政府部門單一起草向委託起草、聯合起草、集中起草等多種模式轉變。
三是建立立法指引制度。這有利於進一步規範人大與政府的地方立法行為，有利於形成民主和科學的立法機制，有利於進一步克服部門利益傾向，有利於提高法規起草的質量，有利於提高人大常委會審議法規草案的水平。
正是因為進行了一系列“敢為天下先”的法治試驗，廣東省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從主要依靠政策到主要依靠法律法規治理社會的政治轉型，立法探索試驗與改革開放試驗同為全國的“排頭兵”。
（作者係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本文摘自作者在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上的講話）
（編輯：往生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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