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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僑與海上絲綢之路⑤|漂洋過海遞鄉愁 手攥銀信報平安

2017-10-11 15:37 來源:南方日報 陳萍

梅州市客僑博物館館長魏金華收藏了大量的僑批,這是其中的三封。

梅州籍“水客”謝紹宣所持的水客匯款介紹書。

由華僑華人從海外帶回來的銅鎏金大理石女神座鐘,收藏于梅州市客僑博物館內。

收藏于梅州市客僑博物館內的各種“洋物件”,大多由“水客”從南洋帶回家鄉。

  在以前,每逢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在華僑大廈、華僑旅社,總能見到幾個梳著大背頭、頭上打著厚厚的發蠟、穿著光鮮的人在那裏與眾人談笑風生,他們的到來總能引起周圍人們的低聲熱議,這群人就是“水客”。

  在通信和快遞業還不發達的年代,“水客”既是信使,又是快遞員,更是將男丁帶到南洋謀生的“引路人”。秉著誠信的原則,他們幫海外的華僑帶回養家錢照顧親人,同時也為家鄉人捎去思念,慰藉在外打拼的華僑。

  在梅州華僑華人歷史中,“水客”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群體,它在梅州客屬地區僑匯輸入、溝通南洋與祖國等方面發揮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在那個年代,正是有了“水客”在從中溝通,使得大量外資注入,家鄉的公益事業得以快速發展。”梅州市外事僑務局副局長鄧銳説。

  南方日報記者 陳萍 本版攝影:何森垚

  往返兩地 便利僑民兼利己

  “往南洋營生人多,遂有一般來往代遞信及資財者,名曰“水客”,不下數十百人,年節定期返鄉,日大幫,余不定期日小幫,業此致富者殊不乏人,故咏曰:‘一年大小兩三幫,“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僑民兼利己,運輸財幣返家鄉。’”梁伯聰的《梅縣風土二百咏》一書中是這樣介紹“水客”的。

  眾所週知,選擇下南洋的人之所以願意冒著丟掉性命的危險、忍受著長期的思念之苦在異國他鄉打拼,為的就是養活在家鄉的一家老小,改善生活。因此,當他們掙了錢,日子安定下來以後,急需與家鄉的親人聯絡,把錢送回去,這時就産生了“水客”。

  “起初這行也是通過個人向親朋串門聯絡的方式開展業務。”鄧銳介紹,“水客”也是華僑,剛開始他們並不是專業的“水客”,而是趁回鄉之便幫人帶款帶物,會得到一點“紅包”。

  隨著華僑華人數量的增多,有帶款帶物需求的人也越來越多,一些有經商頭腦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機,開始了一項新的職業——專為旅外僑民帶銀信回國,每次帶款便按規定收取若干佣金,他們同時也就運用身上的部分現款做起生意。這類托帶錢銀的交收買賣,並不發出收據或任何擔保的文件,而是全憑相互信任的關係建立起來的,這種行為逐步在華僑社會形成制度化,這是最早的“水客”。

  梅州地區的“水客”以汕頭為中轉站,再以梅縣為據點,往返于興梅和東南亞之間,據統計,梅州“走大幫”的‘水客’居多。“春節、中秋、端午這些節日“水客”一般都會回來,一般是一年走3趟,回來以後在梅州停留1個月左右的時間,把錢、貨、信送到各家手中,順便也帶一些這裡的特産回去賣,來回都能賺錢。”梅州市客僑博物館館長魏金華説。

  據鄧銳分析,“水客”這一職業的發展經歷了原始期、成熟期、全盛期、衰落期四個時期。

  有史料記載,17世紀初,就有“水客”往來于南洋,起初“水客”利用小店舖做據點,凡是要帶款回國或要“水客”從家鄉帶消息的人,都利用空閒時間到店舖詢問或委託,有些華工還把錢存放到信譽較高的店舖內,達到一定數量後就委託“水客”把錢帶回家鄉,久而久之,這些店舖就成了海外“民信局”的前身,專為匯款的華僑服務。

  明永樂年間我國民信局正式成立,至清道光年間鴉片戰爭是“水客”的成熟時期。在這期間,海內外交通、金融業逐漸發展,“水客”從一開始帶“人、信、財、物”並重,逐漸變為主要遞帶“銀信合封”的僑批,原始的“水客”便轉變為成熟的“水客”。鴉片戰爭至清末時期則是“水客”的全盛時期,因為出國謀生的人與日俱增,銀元和法幣相繼出現,國際金融的轉換也從物物交換變成了錢幣轉換,産生了大量的僑匯,促進了這一行業的發展。

  多种經營 遞帶人、信、財、物

  “下番係有‘水客’轉,搭錢搭信報平安。”在那個艱苦的年代,“水客”的出現就像是雪中送炭,給家鄉的人們帶來了遠方親人安好的消息和維持生活的經費。由於許多“水客”堅持誠信經營,並且熱情地提供代寫書信、代傳口信、代帶物品、通報親人的情況等服務,深受海外僑胞及其在家鄉的眷屬的歡迎,把他們當成自己的貼心人。

  今年已經78歲的陳伯以前家裏有親戚在南洋,通過“水客”搭回了不少的洋玩意,其中幾塊瑞士出産的手錶是他的摯愛,幾十年來一直戴在手上不捨得換掉。“這是一種紀念,那時日子過得艱難,親戚從南洋托“水客”寄一些錢回來幫襯著。”陳伯回憶道,那時全村都翹首期盼“水客”到來的日子。

  根據經營業務的內容和地域不同,“水客”大致可分為如下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國外“水客”,被稱為“走水”,也被稱為“溜粗水”,或稱“洋水客”等等,是指來往于家鄉與海外,為僑胞攜帶錢物等的人員;第二種是國內“水客”,來往于國內的城鄉之間,替國外“水客”帶款攜物之人,被稱為“吃淡水”“巡城馬”;第三種是客頭,是指“水客”中專營帶人業務的人;第四種是專門往來香港、澳門與內地城鄉之間的人員,以“走單幫”的帶客貨為主,也有受港澳同鄉會、社團的委託代帶僑匯的,他們所帶的款項雖與僑匯有關,但並非在海外直接收匯。

  然而,“水客”的分類並非絕對,只是相對而言,為了生存和發展,“水客”一般都是多种經營,是一個多功能型的職業,他們不僅僅是幫助帶信、帶錢、帶物,還帶人往返海外與家鄉之間;不僅走海外,也走港澳、國內各地。

  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水客”,即帶人的“水客”——“客頭”,他們主要是攜帶國外親人要求出洋的妻兒或親友。“水客”所帶的出洋者,少則二三人,多則可達二三十人,也有“水客”把在海外出生的新一代客僑帶回家鄉接受傳統文化教育。因此,“水客”也時常充任引領、介紹新移民(俗稱新客)的角色。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為了語言上的相通和感情上的融和,華僑在當時都願娶家鄉女子,從而出現了華僑到家鄉的“娶親熱”,“水客”業便相應出現了“包做媒人,包護送完婚”的“喜事雙包熱”,“水客”幫南洋僑民回鄉物色女子,並帶往僑居地成親。

  “……至若佑華哥前月由廣濟堂寄回國幣9200000元,係其娶妻之用,凡事一切均由大人及秦弟主裁,前信諒亦詳悉,並新作速娶回,以便同秦弟早日來埠……”這是一封印尼華僑寫給其母親的僑批,裏面清晰地表達了這位華僑願意回鄉娶妻的心願。

  “幹這一行的‘水客’,必須對我國傳統文化倫理和客家的民俗風情有較豐富知識,同時還要品德優良,才能扮演這種角色。”鄧銳説,“水客”不僅帶妻,還從海外帶華僑子女回鄉接受傳統文化教育。

  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傳承中華民族精神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海外華僑紛紛選擇把孩子送回家鄉,讓新生代華僑了解故鄉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培育他們對家鄉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因此,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在年少時被“水客”帶回家鄉居住,隨母親生活,入塾讀書,到一定年齡時再出洋,俗稱“割尾巴”。

  溝通海內外 促進僑匯增長建設家鄉

  “水客”常年奔走于各地,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這行業也不是人人可做的。據一位印尼華僑回憶,他小時候有幾位同學的父親就是“水客”,“需要能吃苦、交遊廣、人緣好、性格溫和低調、誠信可靠,得到親友(主客)的依賴,具有任勞任怨為人服務心態的人才能勝任”。

  誠信是“水客”立足的根本。“水客”大多沒有經營場所,他們一般住在小店舖、客棧,其業務的獲得大多靠熟悉的同鄉或親戚,因此“誠信”對他們來説尤為重要。

  有一位“水客”叫鄒天彩,他誠信經營的故事流傳至今,他所經營的每一筆僑匯都準確無誤,海內外均對其讚譽有加,因此他的業務得以快速發展。

  1947年,鄒天彩帶著有身孕的兒媳回家,由於當時戰亂,加上國民政府的腐敗,從馬來西亞到達汕頭,上岸時海關人員對鄒天彩進行了搜身,鄒天彩所帶的港幣被查出來沒收了,所幸藏在兒媳身上的錢沒有被搜出來,但他也損失巨大,不僅虧了業務費,還要賠償,如果是一般的“水客”,碰到這種事情,都會開溜,但鄒天彩沒有,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賣掉了自己在梅城的店舖,還清了所有的錢。

  “水客”不僅要有誠信的品質,還要具備健壯的體魄、豐富的知識和較強的應變能力。

  “梅州地處內陸,在以水上交通為主的時代,這是非常不便的。”鄧銳説,往來于梅州和海外的“水客”比潮汕地區的“水客”更添幾分艱辛,他們一般沿著梅江、韓江順流而下出海,在茫茫的大海上顛簸數日,然後才抵達目的國。

  據史料記載,當時華僑所乘坐的輪船體積小,速度慢,船體搖晃厲害,從汕頭到新加坡需要10多天,而且在船上的生活條件也不好,大家吃住在一起,通風不好。不僅旅途艱辛,在國外收取錢物的時候“水客”也是風餐露宿,走到哪住到哪,一點一點地把當地華僑的錢物搬到旅館,當有贏利時便踏上返鄉之路。

  “水客”的個人行囊就是一個揹包,裏面有被子、換洗衣物、小鐵鍋、炭爐、飯甑等炊具,再加上一個行軍床,這些是他們在海上度日的必需品,回鄉後看似光鮮的“水客”在旅途上過著流浪般的生活,與此同時,他們也要忍受著思念家人的痛苦和海上的大風大浪。

  在那個通信業和金融業並不發達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水客”是溝通僑情、暢通匯路的重要力量,“水客”業對於“疏通信息,引導新客出洋,密切華僑與祖國的聯絡,溝通僑匯,繁榮鄉梓”起到積極作用。同時,“水客”也是華僑,當祖國需要的時候,他們也和其他的愛國華僑一樣挺身而出。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東南亞各處海口交通幾乎宣告斷絕,僑匯路線受阻,梅州旅居南洋群島者眾多,因為交通斷絕,人員不能往來,信息不能溝通,不能接濟家庭,人人都焦急萬分。就在這時,不少梅州“水客”海外送子回國參加抗日。據有資料可查,旅泰梅縣籍華僑鐘鏡泉,1940年6月送其子鐘志堅隨“水客”返國投軍。

  “水客”對僑匯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由於早期的水客沒有納入國家體系,所以難以統計具體的輸入僑匯數目。據1941年《梅縣建設》記載:“往來南洋每年三次“水客”約有三四百人,代僑胞帶回匯款每次在200萬元以上。”據1988年版的《梅縣市金融志》記載:每次年關如遇“水客”匯款未到,市面冷清蕭條;“水客”一到,則市面頓時活躍,各行各業均呈興旺景象。

  ■鏈結

  梅州登記在冊的“水客”累計達822人

  1950年1月20日,省政府為保護華僑及“水客”的正當利益,公佈《“水客”管理暫行條例》,各縣銀行開始對“水客”進行登記管理,並成立“水客”公會。梅州各級人民政府公佈“水客”管理暫行條例規定:凡經營“水客”之業務者,均需辦理登記、具保、批准、發證,未經批准不得經營。據統計,梅州各縣經營此業者先後累計達822人。其中:梅縣447人,興寧34人,大埔296人,蕉嶺45人,誠然也不排除還有一些兼職或者不是經常經營的“水客”沒有登記。

  ■軼事

  誠信“水客”鄒天彩

  鄒天彩從事“水客”業的第一站是在馬來西亞怡保。這位踏實肯幹的客家人到達怡保後,便馬上開始了深入的調查訪問。經過了解,鄒天彩得知怡保有大量的客家人,特別是梅州平遠人姚德勝在怡保就有大礦山,根據以親托親的慣例,姚德勝的周邊有不少平遠人以及平遠周邊的客家人,但是,他們主要散居在錫礦山、農村等地。

  權衡利弊後,鄒天彩決定在怡保梅州人士較為集中的礦山、農村找一個較為便宜安全的旅館,然後提著袋子,像乞丐一樣,登門拜訪當地的知名人物,獲得信任後,才開始挨家挨戶地自我介紹,詢問登岸準證情況。

  一開始時鄒天彩主要是幫忙帶錢回鄉,後來幫帶一些衣服回鄉,類似現在的快遞和銀行,他對這些錢物進行造冊登記,收取一定的手續費。後來鄒天彩的業務發展了,不僅帶錢物回鄉,而且還從家鄉帶人出國。據統計,鄒天彩累計帶有近千位家鄉人到達海外與家人團圓,或者在外謀生。

  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加上日益豐富的人脈資源,鄒天彩“水客”經營的範圍不斷擴大,信譽度和名氣也不斷增大,業務步上了正軌,經營資本也不斷擴大。後來,鄒天彩的業務發展到了馬來西亞的其他地方,還有印尼和泰國等地。

編輯: 馬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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