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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進入地震地區，捐款金額超過記錄，這種民間反應非常驚人，而且是自發的。
——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拐點。這將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間的一些界限。人們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變得更有組織，社會變得更開放了。
——儘管珍視傳統的人們在哀嘆現代中國道德迷失，擁抱了物質主義，但是一場可能奪走5萬生命的災難撥出了更深遠的聲響。
——中國城市裏的年輕一代以前對農村人生活的困境毫無興趣。但是，現在他們被人們生活的狀況震驚了。
——還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號。一些公司現在要求員工捐款，而不是鼓勵自願捐款。博客作者痛批明星，包括姚明，他們認為他的捐款不夠。捐款源源不斷，人們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質疑腐敗，關心這些錢怎麼花。
《紐約時報》5月20日文章，原題：沒有被中國攜起的手參與到地震救災中。關於他要去哪，郝林（音）已經欺騙了妻子。他跳上了一架飛往成都的飛機，借了一輛自行車，穿著短褲和平底便鞋在農村裏穿梭。郝先生是一個心理醫師，他到這裡是為了給地震倖存者提供免費的心理輔導。
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滿滿一汽車的志願者，他們帶著很搭配的紅色帽子，在農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顛簸。成都一傢俬人企業的員工們正在清理沿途一個小鎮。從全中國來的志願者送來了食品、水和同情。
星期六的晚上，36歲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車上說：“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現在，普通人知道怎麼自己行動了。”
從5月12日地震發生的那一刻開始，中國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員，開始了那種可以預見的中國共產黨的大動員。但是，一種沒有預見的動員在官方渠道以外發生了，產生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聞媒體對地震進行了不同尋常的有力的報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進入地震地區，捐款金額超過記錄，這種民間反應非常驚人，而且是自發的。
此次公眾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分析家們在辯論，這是否會產生一些影響，民間力量是否會因此獲得更大空間。
一些民間團體的代表說，很多的個人，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在震後迅速投入了行動，為中國紅十字會不堪重負的任務提供了補充力量，幫助了救援行動。
由於人道主義危機非常嚴重，官員們對民間團體放行了。此後他們稱，出於安全考慮，志願者需遠離震區。但是成千上萬的人已經到達了那裏。
在成都，救援志願者組成了一個指揮機構，叫做“非政府組織救援行動”，負責協調30個組織。他們收集捐助，包括方便麵、餅乾、米飯、藥物、衣物和床單。
“我們意識到，這場危機是空前的，我們必須攜手做一些貢獻，”39歲的興莫（音）說。他是非政府組織有經驗的組織者，還是負責培訓志願者的雲南發展學院的校長。
很多志願者說，他們到目前對政府處理救援的方式是認可的。一些專家說，領導們可能會疏導這種熱情。
中國的媒體也集體在地震後對事件進行了報道。
密歇根大學中國數據中心的高級研究協調員鮑書明（音）說：“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拐點。這將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間的一些界限。人們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變得更有組織，社會變得更開放了。”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公眾的反應僅僅是悲傷和幫助他人願望的自然宣泄，反映出這個社會中有更多人富裕到了可以有所回報的程度。儘管珍視傳統的人們在哀嘆現代中國道德迷失，擁抱了物質主義，但是一場可能奪走5萬生命的災難撥出更深遠的聲響。
“我們是念著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長大的，但是這場災難才把人們內心深處的那種善引發出來，”來自上海的41歲的投資者阿蘭·邱說。“人們被兒童的場景感動了，也被生命的價值感動了。我們成長的這個社會裏，人們似乎認為中國人命不如外國人命值錢。”
在四川的震區之外，公眾的反應越來越大。死亡人數每天在增加，但根據中國媒體的報道，從中國公民和公司那裏來的捐助已經超過了政府劃撥的5億美元。一些捐助數目非常大，例如香港富翁邵逸夫捐出了1400萬美元，小學生也捐出了他們的硬幣。
獻血活動、蛋糕義賣、各種籌款和藝術品拍賣都舉行了。還有人放下手中的一切趕到災區。四川省省會成都一個私家車俱樂部的40名成員多次往返災區，從遭受重創的什邡運出了100多名傷員。還有人滿載物品，成百上千英里進入四川災區。
電視臺不斷播放搜救被困人員的堅決行動，報紙也被允許刊登那些反映災害毀滅之恐怖的照片。
“最令人驚異的事情是24小時播報，”哈佛大學肯尼迪管理學院的中國專家安東尼·塞奇說。
塞奇稱，中國城市裏的年輕一代以前對農村人生活的困境毫無興趣。“但是，現在他們被人們生活的狀況震驚了。”
如果中國要成為一個更民主的國家，發展健康的民間社會被認為是重要的一步。現在非政府組織仍然扮演著很小的角色。雲南的興莫（姓）先生說，被允許進入救災現場並不意味著私人團體就獲得了他們想要的效果。他說：“最令人抓狂的是交通，這是非常頭痛的問題。我們有太多的物品卡在路上。我們知道成千上萬的人緊急需要它們，但是我們沒法運給他們。”
還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號。一些公司現在要求員工捐款，而不是鼓勵自願捐款。博客作者痛批明星，包括姚明，他們認為他的捐款不夠。捐款源源不斷，人們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質疑腐敗，關心這些錢怎麼花。政府官員開始詢問專家如何讓救援工作更有效率。
但是，現在在地震區，公眾的反應無疑是很大的，而且也常常是混亂而沒有計劃的。官方媒體報道稱，第一批到達現場的民間志願者是江蘇投資公司老闆組織的一支救援隊。從那以後，熱情的人們逐漸到達了。
在偏遠的路池村，當地的玻璃廠破爛不堪，磚蓋的農民房屋被夷平。67歲的農民劉列（音）的情況很糟糕。他和其他七個家人睡在一個塑料佈下面，他的房子的每一面墻都被毀了。但是在他塑料布的一角，劉先生指了指一堆礦泉水、零食、食品和兩袋大米——全是志願者帶來的。
“他們到這裡來是因為他們愛中國人。你們必須理解舊社會和新社會的區別。現在人們從廣州和其他地方給我們帶來了吃的。”
志願者回歸他們正常的生活後，劉先生必須重建他的房屋，重新開始生活。他的妻子、63歲的郭碧華（音）很擔心，她說：“我們怎麼蓋房子，我很擔心。我已經老了。”
在不遠處，心理醫師郝先生剛剛和其他兩個騎自行車的人到達了，一個是拉裏·王——一個在紐約住了30年的華人。他們在相遇，一路經過受災地區，給人們提供心理輔導。郝先生住在人口眾多的出口城市深圳，在一個揹包裏塞了兩個星期的補給。
他說，他在跟倖存者談話以及幫助他們應對生活時很激動，特別是兒童。但是不要告訴他的妻子。“我妻子不知道我在這裡，”他承認，“她會很害怕。她以為我在廣州。”（紐約時報記者吉姆·亞徳利發自中國四川路池村，大衛·芭芭拉發自上海和北京，霍華德·法蘭其從上海幫助供稿；環球網李宏偉譯）
（編輯：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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