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增強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責任感，從先富幫後富責任意識不強的被動狀態中解放出來
先富幫後富，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沒有欠發達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省的小康，沒有欠發達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全省的現代化。要把促進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作為檢驗廣東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標準之一。
社會主義是中國基本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先富幫後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實現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只有讓全體人民都能分享發展的成果，這樣的發展才是全面的、健康的；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社會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取決於發展的協調性。只有有效地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進而縮小城鄉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才能在全省範圍內實現經濟社會各構成要素的良性互動，使各個區域的發展相適應，各個發展的環節相協調，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
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差距是世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存在的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主要是由於各地區客觀存在的資源秉賦不同，導致發展的基礎和發展條件不同，致使各個地區發展有差別；貧富差距的原因就更複雜些，地區發展、個人能力的不同和佔有資源的多寡都是產生差距的原因。市場經濟是一種優勝劣汰的機制，市場經濟本身會產生財富的馬太效應和貧富的差別。對這些問題都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所能解決的問題，屬於市場失靈的部分，需要政府採取公共政策加以補救和平衡。因此，現代文明國家的政府都普遍制定相關的公共政策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及對社會的困難群體施以援助保證其基本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福利。以平等理想作為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政府，自然更有責任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和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促進地區的協調發展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從我國我省的情況來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打破計劃經濟平均主義大鍋飯制度，促進經濟的發展，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和“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一方面是要求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和發展；另一方面，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我國實行經濟特區政策，允許特區採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加快經濟的發展，由於各地資源秉賦的不同、政策的不同、市場經濟開放程度的不同，客觀上形成了各地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從我省的情況看，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的問題也比較突出，在全省17.8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4萬多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珠三角的經濟總量佔全省比重的80%；同樣，從收入差別來看，珠三角和東西北地區的差別也較大，以2006年深圳和湛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較，深圳是湛江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不平衡發展與協調發展是一個矛盾運動過程，也符合發展經濟學的規律，即發展從不平衡開始，在某些區位有利的地區形成增長極，然後通過輻射和擴散效應，帶動落後地區的發展。從現在來看，鄧小平所說的第一個大局的格局已經形成，到了可以開始實現第二個大局的時候。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省要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和貧富差別的問題，根據不同的情況應當有新的思路。一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是要求全省中東西北部都均質均衡發展，而是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站在全省一盤棋的角度強調協調發展，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秉賦狀況劃分不同的主體功能區，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劃定相應的評價指標和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發展格局，使全省的資源得到最優化合理的配置，獲得最大的整體效益；二是科學制定公共政策，合理安排公共財政轉移支付，科學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扶持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三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使公共財政的陽光平等地惠及各地區，特別是重視對欠發達地區公共基礎設施與教育的投入；四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推進產業和人口的雙轉移，加快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減少農業人口的數量將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將珠三角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北地區轉移，在全省形成垂直的產業分工體系，共同發展；五是推進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互動發展，建立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挂鉤幫扶機制。這種幫扶機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也是發達地區必須履行的政治責任，而不能把它視為一種施捨。（作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科學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鄭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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