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溫思美 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廣東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問題，導致了廣東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可以說，無論是廣東近幾年的地區發展差異系數進一步擴大，還是城鄉發展水平的巨大落差，以及新增勞動力的生產率和人均GDP增速的下滑，都源於地區間的發展不協調。這形成了對廣東未來發展的瓶頸制約。溫思美稱，必須統籌協調區域發展，以“全域廣東”的理念制定發展戰略。
農村的貧困主要源於權利的貧困
記者：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而農村的產業發展是重點。與其他省份相比，目前我省的相關改革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比較滯後？
溫思美：中國農村地區的貧困主要源於權利的貧困。總體說來，我省在地權、林權上的改革不及福建和江浙地區，甚至是內地的江西、四川成都活躍，這使我省欠發達地區的土地、山林等生產資源的市場流動能力差，限制了它們的發展，例如清遠、河源的山林資源比較豐富，但一直未能得到較好的開發利用。
記者：那麼，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我們該怎樣推進改革？
溫思美：多年來，政府一直說要對農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來，通過稅費改革，和不斷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和直接投入力度，我們已經儘量實現“多予少取”。以後的改革空間，主要應該在“放活”上面。
現在，應該解放思想，通過改革地權、林權制度，研究設計試點“土地和山林等農村資源的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證券化股份化”的三階段農村資源賦權制度改革，穩定農村資源的承包權，放活使用權，確保資源不斷增值。
在此基礎上，探索農村資源的抵押、期權流轉制度，創新農村金融制度，特別是農村合作金融和農業保險制度，促進農村資源有序流動、適當集中、規模經營、持續增值。
記者：目前，國內可有較為成功的例子？
溫思美：江浙地區和四川成都都有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在推進“第二次土地改革”，即土地流轉制度改革之後，使當地土地利用規模增長了15％—20％。
在成都的大邑和邛崍縣，人們還組成了以土地和資金入股組成了合作社，在決策模式上，若是合作社內部的經營事務，可依股本比例投票。每年農民既可依股本比例獲得一定收入，還可以進合作社務工領取工資。此外，他們還可以出外打工。自2004年推行改革以來，他們的農民收益已經增長了1至2倍。值得令人想象的是，大邑和邛崍離成都的距離，大致相當於清遠離廣州的距離。
以“全域廣東”理念實現資源優化
記者：那麼，政府應該以何種理念制定區域發展規劃，進行資源配置？
溫思美：要從非均衡發展轉變為均衡發展，就應該有“全域廣東”的理念。在編制全省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時候，要統籌廣東各地區的產業、市場、勞動就業、社會事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改變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在產業、市場、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分割分隔狀況。要減少欠發達地區在今後的產業佈局上出現同構、產業分散和惡性競爭，促進區域分工專業化水平的提升。
記者：目前，珠三角產業正在升級轉移。粵北地區和東西兩翼在承接轉移企業的過程中，應該如何貫徹這種理念？
溫思美：珠三角的企業轉移，對我省欠發達地區來說，是一個機遇。但是，這些企業並不必然就要轉移到那裏去，它們還可以轉移到湖南和江西等地，目前在這些地方已經出現回鄉人員創業園。
在此背景之下，為了吸引企業前來投資，目前有些地區對企業競相開出優惠政策，你一畝地十萬，我就一畝地只要五萬地租，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惡性競爭。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宏觀統籌和整體引導。
記者：這種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有可能導致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政府應該怎樣應對？
溫思美：這就需要建立科學合理的區域生態補償機制，促進上遊農村經濟的發展。建議儘快研究地區之間的排污權總量核準制度和排污權交易制度。比如說，廣州每年有1000噸的排污指標，河源有500噸，但是根據相關產業政策和法規，由於河源不可引進高污染企業，這500噸它用不完，廣州的1000噸又不夠用，那就要向河源購買指標，河源就正好利用這筆錢進行技術升級。（編輯：吳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