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羅必良
“這（企業外遷）是個好事情，產業升級說了十多年了，要的不就是這個結果嗎？現在企業開始往外搬了，有的地方政府反而慌了。其實就是政府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也包括政策準備。”
“對部分製造業外遷導致廣東‘產業空心化’的擔憂是多餘的。香港是一個地區概念，而廣東背後是一個國家概念。廣東的產業轉移是省內轉移，企業從珠三角地區轉移到山區和東西兩翼，此外還有周邊省份，以及整個中西部的廣闊腹地。不像香港，彈丸之地，一轉移就轉出去了。”
——羅必良
產業升級正當時
記者：近年來，一股“走出珠三角”的風潮正在企業間颳起。請問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羅必良：按照經濟規律來看，產業轉移是廣東長期的經濟粗放增長的必然結果，我們要理性看待這個事實。現在有點把恐慌情緒給擴大化了，就覺得原來的優勢沒有了，低成本的原材料、能源、土地、勞動力都沒有了，企業感覺到艱難，生存壓力很大，新的限制政策又不斷出臺，結果雪上加霜。
但在我看來，事情其實沒有那麼嚴重。3成多的企業搬走了，說明還有7成的企業選擇留下。而且我們要把這次轉型看成一種契機，甚至是好事情。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就說要產業升級了，喊了十多年了，要的不就是這個結果嗎？現在企業開始往外搬了，政府反而慌了。其實就是政府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也包括政策準備。
廣東應該抓住這個契機，推進產業轉移和升級，同時也可以緩解土地、能源、環境的壓力，緩解產業的同構競爭，宏觀上還可以帶動區域均衡發展，加強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聯絡。
但它不利的一面，就是會影響經濟總量的增長，帶來稅收、民間資本以及人才的流失，還會加劇外地與本地企業的競爭。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覺得對經濟總量的影響幅度不會太大，因為真正上規模的企業是不會輕易搬遷的，恐慌是不必要的。
記者：雖然說“騰籠換鳥”是當地政府推動產業升級的既定政策，但也有不少專家以及廠商認為，這一政策至少在目前的效果是“新鳥未至，舊鳥紛飛”。我們要怎樣才能慎防部分外遷行為引發連鎖效應？
羅必良：“騰籠換鳥”，我不贊成這樣的提法，其實“籠子”並不是騰空，只是要騰開一些空間，讓留下來的鳥長大，讓新的鳥飛進來。應該是“籠騰鳥大”。
怎麼樣才能吸引新鳥進來？關鍵是看政府職能如何重新定位。以前那種依靠低價賣地、稅收優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政府應該通過改善服務、優化產業鏈條與產業配套，來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優質企業來廣東落戶。
一家產值為幾十個億的大企業，上下游涉及的產業鏈是非常龐大的，如果讓它整體搬遷，成本非常高昂，也不現實。這時候就需要政府提供配套服務，比如為企業搭建與高校等科研機構對接的平臺等。
廣東的優勢就在於市場繁榮，毗鄰港澳，信息交流充分，基礎設施與產業配套良好，物流發達，政策環境和公共服務相對比較完善。
廣東不會“產業空心化”
記者：有人提出，香港早期也是大量製造業企業外遷，結果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受到巨大衝擊，空心化弊病凸顯。廣東會不會同樣面臨產業空心化？
羅必良：廣東“產業空心化”的擔憂是多餘的。首先，香港是一個地區概念，而廣東背後是一個國家概念。廣東正在大力發展的產業轉移是省內轉移，企業從珠三角地區轉移到山區和東西兩翼，仍然保留在廣東省內，此外還有周邊省份，以及整個中西部的廣闊腹地。不像香港，彈丸之地，一轉移就轉出去了。廣東不會重蹈香港的覆轍。
其次，向高端產業提升和發展，並不意味著產業空心化。珠三角應該大力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事實上，大部分飛走的“侯鳥”並非連根拔起，只是將製造環節遷出了廣東，其銷售、物流、研發等高端環節仍然留在珠三角。
此外，產業轉移園區建設應該是接下來廣東經濟總量增長的主要支撐點。比如中山火炬產業園與陽西縣建立“產業轉移飛地”，河源建設手機產業集群飛地等，拉動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打造“總部經濟”基地
記者：當前企業外遷的模式，可以說為廣東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提供了大好的機遇。那麼廣東如何利用好已有的根基，抓住現在出現的機遇，為打造“區域總部”基地作充分準備，提供最好的條件？
羅必良：總部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要基於幾個條件，其中一個是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和市場競爭加劇，對於戰略資源（如信息、高級人才、科研成果等）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與此同時，在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不同區域之間，戰略資源和常規資源（即土地、能源、材料、勞動力等）存在明顯差異。在發達的中心城市，戰略資源密集，獲取的成本較低，在欠發達地區，則常規資源密集，獲取成本較低。
而廣東恰好具備這樣的條件：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城市群，以及資源充裕又經濟相對落後的周邊地帶。企業把總部佈局在發達的中心城市，而將生產加工基地佈局在欠發達地區，不但能夠取得在原有佈局模式下難以取得的資源配置綜合成本最低，而且使得總部所在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術資源得到充分的有效釋放，也使加工基地所在的欠發達地區密集的製造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吳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