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南自古南蠻之地。廣東在中國的版圖上從來就是屏障，不是中心；深圳一開始就只是一塊試驗田，而且僅僅是塊經濟試驗田。這種以首都為中心、以中原內陸文明為本體本位的傳統眼光、傳統思維，已經不可能為廣東、為深圳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位。
近10多年來，廣東淡出中國戰略，深圳面臨被“拋棄”的命運，固然與廣東人、深圳人小富即安、不求上進有關係，但是主要原因還是廣東價值、深圳價值沒有被中央決策者真正發現、真正重視。以深圳為例，近10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跟深圳的城市性格、城市氣質、城市理想、城市價值取向相悖的，這是導致深圳城市無法確切定位的根本原因。深圳不甘心回到不合時宜的所謂主流社會，深圳人又無法超越強勢的主流價值體系獨立地給自己的城市以真正卓爾不群的定位，這就是近年來深圳人徘徊、徬徨、信心遊移的深層次原因。不僅深圳定位不確，深圳河對岸的香港將以什麼姿態面對國內、面向國際，也是個新難題。改革開放之初，京粵深港的那種親善與默契，已經不復存在。在這種情形之下，整個廣東地區實際上處於非常痛苦的抉擇之中，並且開始不由自主地甘於以偏遠地區自居，不由自主地以傳統的嶺南思維、嶺南智慧尋求現實問題的解決辦法。
傳統的嶺南思維是不管不顧大中國，只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好。傳統的嶺南智慧是京不管粵，粵不管京，京若管粵，管得好就聽，管不好就忍，忍不了就反。但是今天的廣東已經不是傳統的嶺南，今天的廣東不是與大中國了無干係的化外之地，而是引領中國經濟與社會國際化、現代化的先鋒高地。這個先鋒高地的龍頭就是香港。香港的龍頭地位在最近10年飽受質疑，但是看起來還是經得住考驗。
2008年元月28日，美國《時代》週刊（亞洲版）刊登一篇題為《三城記》的署名文章認為，紐約、倫敦和香港三座城市所共享的經濟文化不僅成為體現全球化的典範，而且也解釋了全球化的原因。作者為這三座城市發明了一個新詞：Nylonkong（紐倫港）。文章寫道：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時期，“紐倫港”也潛藏著某種能夠重整旗鼓的實力。那裏的人民都具備某種天賦的適應力。三座城市都曾是或仍是大港口。作為深海港的意識是這三座城市獲得成功的關鍵。這三座城市都對貿易敞開了大門，而貿易可以動搖已建立的秩序，並增進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紐倫港”的金融服務業的經理人員不停地在全球各地穿梭，他們繼承了托斯卡納放債者的衣缽，正是這些放債者700年前首次將資本主義的主要手段用到了極致。
文章說的是香港，但是粵、港、深事實上是一體。尤其是深圳，從開埠之日起，深港兩座城市的命運就是血脈相連的。深圳+香港，深圳人叫“深港”，香港人叫“香圳”，雙龍戲珠，正在演繹中國的另一極。與農業社會中、因為與遊牧民族的糾纏不休而構成的北極成為傳統中國的千年沉疴不同，粵、港、深代表的當代中國與現代國際社會接軌的南極正在為這個老大帝國贏得勃勃生機。在浩瀚的南海之濱，從美麗的維多利亞港到開闊的珠江兩岸，一種與國際對接的全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正在健康生長，並且影響和輻射周邊的遼闊地區。這就是老外以世界眼光為粵、港、深定的位。
我同意這樣的定位，並非是說，粵、港、深已經完美無缺，而是因為這樣的定位可以體現廣東的價值、深圳的價值，可以體現廣東的價值觀、深圳的價值觀，可以體現廣東的價值取向、深圳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這種價值觀、這種價值取向不是徒喚奈何的艷趙悲歌，而是當今世界的潮流所向。只要這種價值、這種價值觀、這種價值取向得以肯定，併為之不懈努力，事情就有可為。當初蛇口有什麼？什麼都沒有，可是袁庚看好蛇口，說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將來是世界上最適合人居的地方，這背後就有個價值觀的問題。這個在秦城監獄呆過5年半的老頭，出獄以後大概是再也不想回到北京做高官了，他的外交官背景的世界眼光告訴他，夏威夷才是值得嚮往的地方，蛇口就是要建設得比夏威夷還好，他把晚年全部奉獻給了蛇口，一步也捨不得離開。早期深圳的主要領導也是在荒蕪之中來到深圳的，他們理想中的深南大道不是行政建制下的省道、市道，也不是皇城中的長安大道，而是新加坡等海外城市的國際大道，他們心目中的深圳沒有國內的模板，他們是以世界眼光來打造深圳的，他們願意為這樣的深圳生一千次，死一千次。我在這裏反復說袁庚等，是想說明這樣一個道理，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價值其實在我們心中，你嚮往什麼，你才會看重什麼。如果你能看到粵、港、深作為中國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新文明的新一極，她就是商業時代的長安、現代社會的羅馬，她具有媲美紐約、倫敦，輻射中國和亞洲的世界地位，你就會在這裡呆得安心。
重拾特區理想，重啟深圳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作為一個深圳主義者，我時常思考深圳為什麼要搞特區。如果說，深圳之“特”是特在“特區”，而“特區”又僅僅是特在幾條經濟政策的優惠與特殊，那麼，深圳的意義就被降到了非常低、非常有限的層次上。這樣的深圳，完全不值得海內外人士這麼多年來如許殷切的關注與期待，也完全不足以吸引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有識之士來冒死相投。但是，如果說，深圳之“特”是特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試驗田和風向標”、特在為中國人擺脫貧窮落後和封建愚昧而展開的新的探索和嘗試，那麼，深圳的意義就非同小可。我認為，正是從蛇口開山炮的震耳巨響中、從國貿大廈的“深圳速度”中、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拓荒者精神中、從“風中亮出自己的旗”的深圳感悟中……飽受貧窮落後和封建愚昧之苦的人們聽到了春的消息，看到了夢的希望。深圳再一次激起了中國人追求財富、自由和幸福的光榮與夢想。每個投奔深圳的人都心懷一個夢，一個中國人百年未圓的富強、民主、文明之夢。深圳是這個夢重新開始的地方，深圳凝聚了這樣一群追夢人，這是深圳真正的特色、魅力、核心競爭力之所在，也是深圳之所以令當代中國人夢魂縈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因此，那種視深圳特區為純經濟特區、把“深圳夢”狹隘地理解為“發財夢”、以幾條經濟優惠政策代表深圳特區、以具體優惠政策的變更代表深圳特區的存廢的觀點是十分膚淺的。具體的特區政策可以變，具體的特區範圍可以變，但是在“富強、民主、文明”的夢想在中國成為現實以前，深圳特區的方向和使命不能變。這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夢想不可能一夜之間在中國的每一寸土地上變成現實，她需要探索、需要嘗試、需要逐漸推進、次第實現，而深圳正是各方麵條件最成熟的地方，是我們的夢想賴以根植和成長的沃土與溫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曾對深圳市的領導人說：“中國不能沒有深圳”。
任何改革其實都是發軔於民間社會，識時務者因勢利導遂成俊傑。農村改革始自安徽小崗村，素以乞討聞名的安徽農民連乞討的機會都沒有了，只能冒著殺頭的風險包乾到戶，領導者理解和順應了這些農民的要求，並將農民們的辦法加以完善後推而廣之，這就是偉大的中國農村改革。中國的對外開放始自深圳蛇口，河對岸、海對面是如此的繁榮，這邊的人們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槍林彈雨也擋不住外逃的居民，主政者審時度勢開闢特區，引進外資，於是成就了深圳的一夜城。今日之廣東，今日之深圳，市場經濟錘煉出一個龐大的自食其力的市民階層，市民社會呼之欲出。業主維權，市民參政，社區自治，行會獨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主流意識形態與大眾傳播媒體良性互動……，由民間自發的社會改革與“十七大”推動的各項改革不謀而合，正所謂民意可用，此時不當機立斷重啟改革，更待何時？
今天的中國已經步入後權威主義時代，毛、鄧式人物俱成往事。竊以為，國家之大，情況千差萬別，見解各不相同，深層次改革、社會改革尤其不可能依靠權威人物的影響力遽切之間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應該要跟經濟改革一樣，率先在條件具備、阻力最小的地方先行先試。深圳正是這樣一個條件最成熟、社會震蕩最小、深層次改革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地方。不改革、不開放則已，要進一步改革開放，深圳依然是最好的試驗區。種種跡象表明，現在是正式確認深圳為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在內的綜合性改革開放特區的最佳時機。
《禮記·中庸》有雲：“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倘若能以深圳為突破口，在政府財力有餘之際，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以安普通百姓；在先富人群有因富思貴之心的時候，引導社會風氣向善求雅，以為上流榜樣；在市民踴躍、群情思治的時候，巧用民間智慧、民間力量，醇化吏治，以打造社會中堅……，如此，則不僅財富新秩序可以確立，錢社會遊戲規則可以建立，而且，一個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全面發展、科學發展、永續發展的模範新城可以脫穎而出。做到這一點，我以為不需要打打殺殺了，相反，何妨輕鬆一點、優雅一點、智慧一點、幽默一點，象老羅斯福總統那樣反托拉斯，象英國佬那樣開展紳士憲政，象蔣先生那樣來個新生活運動……，我們滿足了溫飽，步入了小康，應該有條件來做點有趣味、有品位的事情了。這也算是一種和諧吧？汪、黃二帥以為如何呢？
老亨：深圳知名網絡評論員、奧一網資深網友，《深圳青年》菁英版出品人。2001年由老亨創辦的因特虎，被譽為研究深圳最好的網站；2004年起連續出版的《因特虎深圳報告》是中國唯一的民間版城市藍皮書，因特虎團隊因此被稱為深圳民間智庫；2007年，以因特虎深商俱樂部為基礎成立的深圳市深商研究會，是由深圳民間發起、政府正式註冊的新型商業研究組織，老亨是該會主要發起人、現任負責人，代表作有《深商的精神》。
（編輯：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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