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很快變成了外交談判桌上的爭端。
1989年底，隨著我國局勢穩定下來，經濟持續發展，西方國家開始鬆動制裁中國的立場。美國先派了特使秘密訪華，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英國不甘落於人後，也採取了主動。撒切爾首相決定派其外交顧問柯利達作為首相特使，于當年12月4日秘密訪華，轉交她給江澤民總書記的正式信函，並與中方探討改善雙邊關係的可能。
這是中英雙方一次重要的接觸，為今後幾年雙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交鋒拉開了序幕。
柯利達曾任駐華大使，是一位“中國通”，還直接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他對中國事務很熟悉，同時也深知如何捍衛英國的根本利益。在香港問題上，他與保守黨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職後，一直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堅持主張維護與中國的合作，不與中方對抗。
但是，此次他作為密使來訪，是為了忠實地履行撒切爾首相的方針。
撒切爾首相致江總書記的信相當長。她在信中表示，希望雙方扭轉兩國關係惡化的趨勢，恢復過去的良好溝通，並重申了英方的立場：信守聯合聲明，特別保證“無意讓香港被用做進行顛覆的基地”，也不試圖使香港問題“國際化”。
然後，撒切爾筆鋒一轉，提出英方面臨著“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員名額的巨大壓力，對此不能視而不見。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時，能與英方的安排保持協調。
柯利達抵京後，與周南副外長會談了一整天，全面討論了中英雙邊關係和香港問題。柯利達提出了增加兩國貿易、恢復官方高層接觸等改善雙邊關係的具體設想，也提出了英方準備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席數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
第二天，江總書記會見柯利達，會談進行了近兩個小時。此時，柯利達亮出了英方的真意，說了這樣一段話：中英關係應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如在某一方面發生了困難，從整體上就很難取得進展。雙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選問題達成諒解，恢復兩國良好關係的大門就是敞開的。
這顯然是把香港選舉問題當做恢復雙邊關係的先決條件。
江總書記當即頂回了英方這種施壓的手段。事後，英國駐華大使還特意向我方人員解釋說，柯利達這番話，是根據倫敦上級指示而談的。
大約半個月後，江總書記正式復信撒切爾首相，充分肯定來信對中方示好的積極方面，並就香港立法局直選比例問題表示，估計基本法最後方案與目前草案“不會相距過遠”。如果英方在1991年選舉中直選議席數目超出過多，將來恐難同基本法相銜接。
這個意思就是說，中方不會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還有修改的可能，雙方可以進一步商量，大門並未完全關死。
柯利達來訪的最後一天，我同他進行了會談。這是他此行中的最後一次正式會晤。他對前兩天會晤中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深感失望，急於抓住最後機會取得一點兒成果。
柯利達對我表示，雙方立場有很大距離，擔心這可能影響兩國關係。他問我，江總書記復信給撒切爾首相之前，我能否讓他先給她捎個口信。我原則地表示，請他向首相轉達：中英兩國政府應當嚴格按聯合聲明的原則辦事，已商定的事情，不要輕易改變，這樣才有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
會晤開始時，柯利達向我轉交了剛剛上任的英國外交大臣赫德給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對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體意見，是一份詳細的清單。我同第三位英方談判對手的交往，就這樣通過信件交換而開始了。
在我的外長任期內，一共與五位英國外相打過交道。除了這裡提到的三位，還有裏夫金德和庫克。前四位都屬保守黨政府，只有最後一位羅賓·庫克外相屬於工黨政府，與他首次見面時已是在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上了。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時間最長的，就要算是這位赫德外相了。從1989年底開始到1995年中，我們交往了近六年，而這一段時間，正是雙方圍繞香港政制問題爭執最為激烈的時期。我們通過交換信件、正式互訪以及在國際會議場合會晤，頻繁接觸，反復磋商，就是因為香港問題不僅複雜繁多，而且雙方就一些問題爭執不下，再加上有一個緊迫的時間表。這種情況，在我與其他國家的外長交往中是很少有過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風波後的新形勢下，英方在香港問題上改變了主意。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雙方曾通過多種渠道進行過詳盡溝通，最後，英方對公佈的草案稿已無意見。但在赫德的這封信裏，重新對草案，特別是在香港政制發展方面提出了許多不同意見，大大提高了要價，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比例。
對於這封信，我沒有直接回復，只表示中方同意由雙方法律專家進一步交換意見。(編輯 余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