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十週年系列評論之一
香港回歸前兩年，《財富》雜誌預言“香港已死”；事隔12年，《時代》週刊以封面故事形式，承認自己的姊妹雜誌《財富》當年錯判香港形勢。更直認今日香港比從前更有活力。對於一直把《香港已死》這篇報道放在辦公桌上的特首曾蔭權來說，無疑會因此而感到某種程度的安慰；但在接受《文匯報》專訪時，他雖然對《時代》為香港“平反”感到高興，但也坦言香港不能自滿。正是因為香港的現狀及前景依舊存在著“全球經濟急速一體化所帶來的挑戰、貧富懸殊差距拉大的警號、人口老化所衍生的醫療社福開支壓力、政制發展持續20年的爭拗不休”等諸多問題，所以，對此有著清晰認知的曾蔭權明確表示：“凡此種種都不能輕視，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筆者與香港有特殊淵源
看了《文匯報》的上述報道，特別是對曾蔭權的相關評論和明確表態極為贊同，所以，作為與香港有著特殊聯絡的內地自由撰稿人，筆者不由得感觸良多。由於身體殘疾，所以讀書無多，僅是初中肄業；也是因為缺乏學術背景的緣故，以致筆者的創作努力在內地鮮獲認同。就在萬念俱灰之際，自己的生命歷程卻因為香港回歸的“賜福”而發生了重大轉折；由於也想加入香港回歸的歡慶洪流，所以，將一篇被內地媒體拒絕了十年的一篇題為《兩岸和平統一進程不可阻擋》的拙作寄給了香港《文匯報》，居然首投便獲採用。這一齣乎意料的人生體驗不僅使筆者感受到港人的寬闊視野和包容氣度，同時也使自己的創作生涯就此步如了一個足以彰顯自信的新臺階。
正是因為與香港有著這樣一份特殊的淵源，所以，在獲悉曾蔭權特首對未來前景所抱持的樂觀而謹慎的姿態，筆者則不由得聯想起自己于97年7月3日發表在《文匯報》上的一篇題為《高科技產業可再創香港奇跡》的拙作來。人們知道，香港當時一片繁榮，人們對回歸後的前景更是充滿期待，以致“香港明天會更好”的口號一時間響徹神州大地；儘管象全國人民一樣，筆者也沉浸在香港回歸的喜悅裏，但同時卻從香港經濟結構“空心化”的弊端中而看到了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隱憂。應該講，該文所表達的相關憂慮不僅為隨後爆發的金融危機所驗證，更有意思的是，世界華人首富李嘉誠先生於2003年代表香港商界向中央政府提出的重振香港製造業的建議，居然與筆者拙作中諸多的主張不謀而合。如今，由於筆者又從香港經濟的繁榮表象中看到某種值得關注的欠缺，加上李嘉誠先生日前就港人炒股問題發出了“勿貪短利”的警示，以及他“還要求港人想一想，自己有什麼可以與人競爭”，特別是強烈體察到曾蔭權特首所明確傳遞的“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施政理念，從而愈發堅定了筆者重復97年創作成果的信念。
香港有“邊緣化”危機
那麼，筆者對香港經濟的前景存在哪些擔憂呢？這種擔憂是否又象上篇拙作那樣，既被最終結果所驗證（其實真的不想被驗證），同時又能與李先生和曾特首的銳利見解相一致呢？坦率而言，儘管曾經遭受過金融風暴的劇烈衝擊，儘管目前的經濟運行依然存在著不確定因素，但很多港人卻仍舊對香港的現狀及未來的定位秉持著抱殘守缺和自以為是的認知缺陷。任何對“積極不干預政策”表達質疑的聲音便迅即遭遇強力反制的現象，無不強烈凸顯出一些港人對過往成功經驗的盲目信守；至於諸多有識之士曾經發出的“內地的迅猛發展會令香港日漸邊緣化”的擔憂，則更會因為香港目前所佔據的暫時優勢而令一些港人對此警告抱持不以為然的不屑姿態。正如相關評論所曾深刻指出的：原本具有發展優勢的香港“如缺乏危機感而自覺良好，則將後患無窮”。
其實，有關香港可能面臨“邊緣化”的問題，並不僅僅緣于特首曾蔭權先生於今年年初所發表的一番警示性言論，甚至也不僅僅緣于粵港聯席會議于前不久發表的“廣東產業結構轉型為香港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的報告所提出的預警，而是正在趨向實現的現實。正如媒體所曾報道的那樣，由於沒有加入連接被稱為“黃金走廊”的泛亞鐵路網，因此，香港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全國以致國際鐵路的“大動脈”之外；在廣東學者看來，如果廣東能籍計劃于2015年建成的泛亞鐵路來打造以廣州為樞紐的泛亞交通網絡，廣東與東南亞的貿易活動將無須再通過香港中轉。正因為香港作為中國內地通往世界的橋梁作用正在迅速衰減，因而，包括筆者在內的諸多學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會萌生這樣的擔憂：儘管香港經濟早已從金融風暴的打擊下復蘇過來，並且在繼續呈現著令人鼓舞的強勁增長，但如果不能對已露端倪的隱憂儘早作出應對，則仍有可能再度遭遇險灘。
香港增長動力不止緣于自身
回首自回歸以來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然後再仔細推敲諸多權威人士在有關探討香港“邊緣化”問題的大作中就香港經濟的歷史、現狀及前景等關乎香港未來地位的重大問題所做的點評和展望，筆者強烈感到，自己當年對潛隱于香港經濟結構當中的深層次弊端所表達的深刻擔憂至今也未能贏得學術精英的應有重視；或者換句話說，曾經對香港有可能被“邊緣化”的前景感到擔憂的學術精英如果仍舊不能對催生香港奇跡的動因和其面臨困擾的根源獲致清晰而準確的體認，有趨向現實的被“邊緣化”趨勢則真有得到固化的潛在可能，儘管這種討論目前已偃旗息鼓。
坦率地說，催生香港奇跡的動因是多方面的，自由的經濟制度、完善的法制環境以及“積極不干預”的政府定位僅僅是一部分因素而已；諸多論者動輒誇耀這些積極因素在香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享有的極端重要性，恐怕有不全面之嫌。就象人們所知道的那樣，韓國推行了一條與香港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之路，但其也同樣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成就；事實上，香港經濟自97年以來所遭遇的諸多困擾也是在上述優勢得以繼續葆有的情況下發生的。所有這些事實表明，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中一直享有高排位榮譽的香港經濟之所以會在過去數年持續呈現令人心悸的劇烈起落，顯然是由於作為其另一增長動因的大陸因素業已發生深刻變化的緣故所致。
香港須主動融入內地
其實，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學術精英否認大陸因素對香港經濟的積極影響，但是，在世界經濟格局以及大陸自身狀況均已發生天翻地覆的深刻變化的情況下，學術精英對兩地經濟關係的定位，卻明顯存在著不能適應時代要求的錯位。事態很清楚，大陸正以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全面融入全球化下的國際經濟體系，加之現代交通與通訊技術已然將原本相互隔離的整個世界濃縮成幾乎融為一體的“地球村”，在這樣一種全新的事態之下，香港要繼續扮演世界認識中國的窗口或大陸走向世界的橋梁之中樞性角色，顯然已經是不切合實際的奢望了；至於某些學者有關重現曾經十分經典的“前店後廠”模式（亦即將經營的產品由當初的工業製成品轉換成未來的金融服務或其它服務類產品）的構想，則也因違背市場交易的一般規則而強烈凸顯出其一相情願的意味。
學術精英必須意識到，當影響大陸與世界交往的各種障礙正迅速趨向消弭的時候，交易雙方一般是不會歡迎一個中間商來分享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的；事實上，隨著大陸主動向整個世界敞開胸懷，香港要為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繼續引領航向，著實也會象“小馬拉大車”那樣力不從心。其實，從廣東和上海過去幾十年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來看，融入整個國家洶湧澎湃的發展進程並擔負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角色，倒更利於自身優勢的發揮；顯然，較之於身處外圍的淺表性合作，不分彼此的一體化實際上更利香港分享內地經濟迅猛發展的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如何重新確定自己與大陸之間的關係定位，應該是香港徹底擺脫可能被“邊緣化”危機的根本性選擇。（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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