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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校之父”田家炳

2018-08-10 10:43 來源:南方週末 張明萌

  田家炳先生。(資料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9日《南方週末》)

  “我很高興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會,將我這一點點收入讓全國幾十所大學和160所田家炳中學受惠,種種光榮受之有愧”。

  2018年7月22日下午兩點半,距離田家炳先生追思會尚有一小時,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已經人潮涌動。人群裏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香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等行政官員,有香港各大學校長或其代表,也有田氏族人與各地趕來的民眾,佔最大比例的一群人,年紀不等、三五成群,他們都是田家炳學校的學生。

  參與追思會的人排隊與田家炳的人形立牌合照,大部分民眾直到此刻才知道他的模樣。田家炳很少拋頭露面,新聞照片也不常見諸報端。外出活動時,即便走在自己捐資的學校,也很少有學生認出他來。

  方正的國字臉、開闊的額頭,身材始終如一,瘦削而挺拔,田家炳一生都在嚴格地自我約束——每天早上,他都會做自創的晨練操,16套,每套64式。98歲時,原本並不飽滿的兩頰微微凹陷,年輕時整齊的牙變得有些稀落。但每每談到教育,他瞇著的眼睛就會一下子充滿神采,目光如炬。

  也難怪民眾認不出,因為他看上去像任何一個精神矍鑠的老人。他去世後,田家炳基金會發佈訃告,這位老人的故事第一次得以大範圍傳播。

  1982年,62歲的田家炳放下公司工作,成立田家炳基金會,專心致力社會公益。至今,基金會已在國內資助大學93所、中學166所、小學44所、專業學校及幼兒園20所、鄉間學校圖書館1800余間。他已累計捐資超過10億港元用於內地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益事業,其中教育所佔的比例高達90%。他還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資産。

  田家炳16歲喪父輟學,到南洋尋找發展機會,開辦了印尼第一家塑料薄膜廠。1958年,印尼排華情緒暗涌,田家炳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舉家移居香港,隔年在屯門填海建廠,開拓香港人造皮革市場,迅速成為“香港人造皮革大王”。成立田家炳基金會後,他開始系統地推動慈善工作,並在90歲那年決定基金會由家族管理改為由社會人士參與,他只任名譽董事長。

  同時,田家炳將餘下的物業、資産全數捐給基金會,物業儲金作為永久的資助經費。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他資金週轉遇到困難,甚至賣掉居住了37年的別墅,全數用於捐款。晚年只租住公寓,過著他一貫的簡樸生活。

  訃告發出後,多個官方微博轉載,評論轉發數量一直上升。田家炳基金會副主席戴希立本以為,田家炳雖然專注慈善多年,但畢竟是個商人,評論難免會有“沽名釣譽”的負面評價。沒想到轉發的評論一一看過,竟是眾口一詞的好評。

  非但如此,在籌備追思會時,田家炳基金會原本無法預計到場人數,計劃將大劇院四層的場館先開啟兩層,第三層供媒體拍攝。然而現場密密麻麻的人頭讓他們不得不改變計劃,將四層全數開啟。能容納1600人的大劇院座無虛席,甚至有一百多名民眾無法進場,只能通過門口墻壁的電視觀看場內現場直播。他們的到來成為田家炳一生成就的最好證明。

  田家炳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中國的希望在教育”,2002年6月26日,他將這句話寫成題詞,用作田家炳基金會的口號。幾十年來,田家炳的足跡遍佈中國貧困地區,年逾九十仍堅持去捐助的師範院校與師生座談,講述自己的創業故事和教育理念。彌留之際,據其家人回憶,田家炳身體已十分虛弱,眼睛也看不到東西,雙手一直拿著一張印有全國30個省份的田家炳中小學的地圖,不斷撫摸。

  這個來自廣東梅州、長居香港、普通話帶著客家口音的老人,比大多數人更關心內地的教育。他初中輟學,卻擁有眾多“博士”、“教授”的名譽稱號。這些彰顯身份、學術和成就的稱號,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幾百座“田家炳大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

  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將2886號小行星命名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全世界的天文學家和天文愛好者,沒有幾個人能夠看到、認識這顆星星,就如茫茫人海裏,沒有幾個人認識田家炳一樣。

  長子田慶先望著從各地前來的民眾,感慨道:“父親常説,自己已經很滿足了。我想,他的滿足,就是他的幸福人生。”

  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歲。

  家父遺風

  在1978年田家炳捐資100萬港幣興建湖寮大橋(後改名田家炳大橋)前,田氏宗族已經在大埔綿延了八百餘年,到田家炳,已經是第18代孫。父親玉瑚公排行第二,開設“廣泰興”,主營磚瓦與油鹽茶米等生意,鄉里聞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後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經商。在貧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親48歲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裏惟一的男孩。老來得子的父親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為他取名“田家炳”。儘管陪伴田家炳的時間並不長,但父親在他生命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礎。

  玉瑚公著重培養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導田家炳兩句《朱柏廬治家格言》,背熟體會後,再教兩句,並囑咐他長期牢記並實踐。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並一生奉為圭臬。“這篇家訓字字珠璣,涵蓋面廣,無論是待人接物、生活小節或個人修養,都有許多提醒,是行事為人的準則。”田家炳回憶。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一絲一縷,恒念物力維艱”是田家炳踐行到極致的一條。招待用的礦泉水全數倒入隨身攜帶的水壺;住酒店一定自帶肥皂,出門只選乘公共交通。《明報》總編輯採訪田家炳時,想試穿他的西裝。穿上一看,衣服內側繡著裁縫的名字和電話號碼,竟是6位數——這是1976年前(這年香港的電話號碼由6位換成了7位)的西裝。四子田榮先寫過父親的衣著:看得見的西服尚且如此,藏在裏頭的襪子,修修補補更是不在話下。

  田家炳幼時偏食,不吃苦瓜。玉瑚公便講述其母下田種苦瓜到收成的經過,教導他吃苦瓜,還説偏食會令母親思量兒子少吃一樣菜而感到不安。田家炳改掉了偏食的習慣,更特別喜愛苦瓜,從此對食物的唯一要求便是營養。

  田榮先回憶,田家炳的飲食定時且節制,偏愛高纖維的粗菜及紅米,菜譜40年不變,自他懂事起,父親就是以四片麵包涂果醬作早餐。“父親非常注重健康,他認為健康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一種責任。”

  他全然沿襲了父親的教育方式,對子女嚴格又開放:堅持在家講客家話,因為客家人“寧賣祖宗田,莫賣祖宗言”,讓子女學,卻從不逼他們講;堅持祭祖,卻也尊重子孫的宗教信仰,祭拜時免去跪拜之禮;要求子女自立,但選擇權交給他們……田家炳基金會副主席、與田家認識近三十年的戴希立説:“他的兒子、孫子跟普通人真的沒有差別。普通人要工作,他們這個年紀也要打拼。從來不會講自己的爸爸、爺爺是誰。這是他的家教,從一個普通人開始,這是他們家族最重要的教育。”

  “我深信財産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奮鬥心。我留給子女的是‘知識’——子女全都接受大學教育,擁有專業技能,相信可以自立;還有,就是‘志氣’——我不讓他們依賴父母,要他們創立自己的專業。”田家炳説。

  玉瑚公是德高望重兼知識博、交友廣的長者,他家還訂有當地權威且難得一讀的《汕報》,廣泰興除了生意交往外,更成了當地民眾長知識、談國事的場所。田家炳長期在側,侍候父親、招待客人,浸淫在世情時局的談論中,視野擴展很快。

  他深知視野的重要性,也明白子女沒有自己幼時成長的條件,便變換方式拓展他們的見聞。兒子田文先記得,1960年初,香港舉辦“空中游”,父母帶他們坐飛機環遊香港,飛機在雲層中隨氣流升降,嚇得兄弟姐妹們大呼小叫。他驚訝又感動:平時連坐巴士的錢都可省則省的父親,為增加兒女見識,竟舍得花那麼多錢。

  15歲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學二年級,玉瑚公去世,為減輕母親負擔,他放棄學業,結束短暫的求學之路,肩負起持家重任,母親繼續管理磚瓦廠的生産和家務,他負責廣泰興商鋪及對外往來事務,兩年時間,事業蒸蒸日上。

  海外創業

  大埔境內山多田少,糧食不能自給,工商業不發達,當地人謀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鄉瓷土前景後,決定開發海外市場。

  18歲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開始了海外創業的歷程。當時許多大埔同鄉在越南做家用窯廠生意,年輕的田家炳將家鄉的瓷土加工成面漿,運到西貢,賣給開瓷器廠的老鄉。

  他創辦了泰安龍瓷土公司,此時早翁市有三家同類公司,貨源都是經過多層經銷商從大埔的小型瓷土公司買進,品質參差不齊,産量小,成本高。田家炳的瓷土自家生産,質量穩定,産量充足,又減少了中間商分賬,不到一年便佔領了越南瓷土市場的六成以上。1938年,田家炳計劃擴大公司業務。此時,另外三家公司的老闆找到他,表示願意合作。田家炳牽頭組建了茶陽瓷土公司,他佔60%,剩下三家佔40%。四家以相同的價格售賣,利潤平均分配。經營一段時間後,三家公司不願意再為40%的貨源奔忙,將自己的貨源供應權讓出,田家炳得到了全部供應權。不到20歲的田家炳成為了越南最大的瓷土供應商,創業第一步成功了。

  田家炳離家時,日本已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到1939年6月,日本侵略汕頭,田家炳往越南運瓷土的出海口被佔領,運輸線被切斷,第一次創業結束。

  印尼義兄田家烈在萬隆經營一家土雜洋貨商店,希望他去照料生意,同其子田滄先經營商店,自己則準備回鄉。但未動身便身染重病,田家炳初來乍到他便因病逝世。田家炳只好開始自學印尼語,經營洋雜貨和土特産。

  當時印尼仍是荷蘭的殖民地,大企業或大型進出口生意由荷蘭商人掌握,中下層生意則90%以上由華人經營。當地人對華人還算友好。幾年時間,田家炳積攢了不少資産。

  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942年春,日軍佔領了印尼,田家炳經商的地區被劃入戒備森嚴的軍事區,日軍限令華僑一個月之內必須撤出,而且不允許帶走任何財産。苦心積攢起來的財富沒法帶走,田家炳將現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給侄兒維持生活,兩手空空離開萬隆。

  幾年以後,日軍撤離,印尼獨立,田家炳當年埋錢的地方已經建起了大片房屋,他一無所有。

  田家炳轉到印尼首都雅加達,去同宗族人田國璋創辦的一家五金廠打工。“當時市面的進口貨缺失,連本國製品也奇缺,可以説是投資工業的大好時機。”印尼出産天然橡膠,百姓熟悉橡膠生産,擁有充足的原料和人力。樹膠用處廣,可用於生産雨衣、膠鞋、輪胎等日用品,剛好能滿足戰後物資需求。在田國璋和其他族人的援手下,1946年,超倫樹膠廠建成投産,田家炳第二次創業開始。他對市場的敏銳嗅覺再次得到印證,超倫樹膠廠銷路一路走高,成為印尼實業界的典範。1951年,田家炳還清了全部貸款,並於次年創辦了南洋樹膠有限公司。1954年,他注意到聚氯乙烯(PVC)生産的人造革産品,絕緣、防水性能和外觀都比天然橡膠強,決定從天然橡膠生産轉向塑料薄膜生産,開拓塑膠薄膜市場。同年,在日本考察PVC生産後,田家炳訂購了全套生産設備,對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技術改造,1956年正式進軍PVC薄膜生産,三十多歲的田家炳成為印尼工業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考慮到當地局面對華人越來越不利,以及想讓子女接受正規華文教育等因素,田家炳決定將蓬勃發展的印尼廠務留給侄輩管理,舉家遷往香港。

  1960年,印尼大規模排華,1962年達到高潮,數萬華僑經中國政府派船接載回國,由政府統一安排,分配到海南島、雲南、廣東等地的華僑農場安置。

2018年7月22日下午,田家炳追思會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全國及海外各界人士前來緬懷。(資料圖)

  香港皮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來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裏,田家炳夫婦帶著九個孩子,擠在80平米的房子中。長子田慶先回憶,“當時只有兩三個房間,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都是上下床堆在一起住,生活看起來也比較緊張。”

  田家炳開始第三次創業,他計劃重操故業,發展塑膠薄膜及人造革。當時香港工業以勞動力密集的輕工業為主,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塑膠化工業無人涉足,曾有幾位想投資的企業主都放棄了。香港寸土寸金,難以找到適合生産人造皮革的工廠用地。在新界鄉議局主席陳日新的幫助下,田家炳找到了一塊30萬平方英尺(約2.8萬平方米)的土地,但這塊地在屯門海濱,想要利用必須先填海。香港從未有過私人填海的先例。很多人都認為這一行投資大、技術高、獲利微薄,他的行動被看成是往海裏扔錢。

  1960年秋,田氏塑膠廠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開業。投産第一年就榮獲“香港新産品獎”。田氏塑膠廠在香港站穩了腳跟,下游加工業也如田家炳預料那樣跟著發展,産品遠銷東南亞及歐美,塑膠業成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業。“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稱號自然落在了田家炳的頭上。

  每次提及這個稱號,田家炳都會擺擺手稱“過獎”,“香港其實就是我這一家,我開業以後,成立了五六家,好像看到田氏推銷怎麼成功,開發怎麼成功,覺得可以做這種行業。結果他真正投資下來,客戶要求都很高,幾家都做不下去,還是我自己做,所以這個因為沒有什麼比較,也不能説我大王了。”

  幾十年來,田家炳和其他眾多企業家一樣經歷了許多考驗:1965年銀行風潮,1973年股市崩潰,1974年世界石油危機,1976年經濟衰退,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同行經受不住衝擊,紛紛倒閉的時候,田氏企業都能順利渡過難關,成為香港企業一塊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擁有數億家産的田家炳,從商海中隱退,把化工廠交給幾個兒子共同管理,自己專心慈善事業,捐出十多億元資産,成立“田家炳基金會”,成為了少有的“職業慈善家”。

  外人無一不盛讚田家炳的眼光與對時局的把握,但在戴希立看來,田家炳不僅僅眼光獨到,“他內心有一套想法,加上他的宏觀眼光,二者合起來,每次關鍵時刻做的大決定一定是對的。”

  田家炳做慈善教育也被戴希立認為是他“內心那套想法”的展現。他問過田家炳為什麼要做教育,田家炳對他講了十多分鐘,最後説了四個字——“改革開放”。 在這之前,田家炳的慈善事業都在香港和台灣,1959年,他擔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機構博愛醫院的總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華人最大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的總理,參與推動社會福利工作。他還成立了台灣田家炳文教基金會。“1977年看到這個變化,他感覺機會來了。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現在是時候去內地投資教育了。他每次做的決定都是和整個世界的趨勢相關聯的。”

  嘗試“造血”

  改革開放後,田家炳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設家鄉。從田家炳大橋開始,他接連捐資興辦各類有益民生的工程,創辦醫院、電視臺、電視廣播中心、少年宮、婦幼中心、輪渡碼頭、水電站等民生項目,捐助幼兒所、小學、初中、高中、職業學校、衛生學校、電視大學等學校。

  比起捐助實體的項目,田家炳更希望村民能夠自強不息,讓他可以從“輸血”變成“造血”。

  1980年,田家炳在出生地捐資建設水力發電站,希望銀灘村能早日通電。他委託當地水電局全權策劃,但在施工期間,村民為一己私利,造成浪費,水電站發電量不高,管理不完善。完工後村民以公益企業為由不交電費,還爭相照得更亮。

  為增加村民經濟收入,田家炳請堂弟與田慶先幾次實地考察,計劃捐款創辦銀灘村經濟發展基金會,請縣鎮兩級領導參與協助政府管理,資助鄉親發展種植業。但借款到位後,並未落實到計劃內,政府不得不停止貸款,該項目無疾而終。

  1980年代中期,田家炳擬捐出數千萬元在大埔成立“田家炳基金會”,由縣政府全權策劃及管理,投資有利就業及利用當地資源的營利事業。但大家對利潤稍薄或投資期較長的事業並不感興趣,該項目胎死腹中。

  1989年,離開家鄉47年的田家炳第一次回到銀灘村時,原本風景秀麗、聚族而居的家鄉已暮氣沉沉,滿目荒涼。連他祖輩世代居住的拱辰樓,都只剩堂侄一家居住,其餘子孫均在大埔境外定居。

  一系列的“造血”計劃未能實現,田家炳唏噓半生。“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對家鄉人民沒有做好扶貧工作,迄今,我的捐獻都是治標的,如你沒飯吃就給點米,這點米吃完了,困難仍然還在。”

  回鄉數天,田家炳請大埔縣政府特別成立了“家炳建設工程籌建委員會”,統辦一切他捐資的項目。十年間工程金額超過一億元,完成了四百多個項目。被大埔人稱為“前無古人,難有來者”。

  大埔縣政府決定,從1991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田家炳系列工程落成和奠基典禮。現任大埔縣政府新聞秘書劉招迎曾是列隊中的一員。據他回憶,在田家炳參與的幾次慶典中,都有數萬群眾夾道歡迎。

  田家炳去世後,大埔縣和銀灘村各辦了一場追思會,銀灘村那場,當天只要在家的人都來了,五六百人擠在廣場上懷念田家炳。按照大埔的規矩,96歲以上的老人去世算高壽,是按喜事來辦的。儀式現場甚至沒有用白色的靈堂,幾百人也沒有陷入沉痛與哀悼,都帶著懷念與追憶。田家炳醫院的護士穿上了白色醫護服,學生穿上了田家炳學校校服,以各自的方式感恩田家炳。

  “校長在哪”

  或許是對家鄉捐助計劃給了田家炳一些啟示,也或許是從小讀書少的遺憾揮之不去,田家炳在大埔捐建學校,漸漸擴及廣東省,1995年後擴展到全國,他最樂意到內地經濟較差、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地區去捐款。

  他深受父親玉瑚公的影響。“老人家、孤兒寡母來到我家,對我爸爸跪拜,感謝他的救濟,我想如果自己有點力量,能改善別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事情。”他對自己的行為沒有總結更多的標準詞彙,説得最多的是“我應該這樣做”。

  中國慈富並不多,社會仇富情結也存在,富人階層對社會的漠視或無所貢獻,常常遭到謾罵,即使有所貢獻,也被人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提款機”,或被嘲諷“沽名釣譽”。

  數年前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記者採訪時,田家炳對此的評價很謹慎:“我不方便批評人家,各人的看法不同。我覺得追求名利是很應該的,不然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了。有人喜歡把錢花在古董名畫上,花在個人享受上。我,花在學校上。”

  戴希立去仁愛堂田家炳中學面試校長時不過三十多歲,他提出“學生為本,教師治校”,得到當時校監田慶先的支持,將他選為仁愛堂第一任校長。這也成為他與田家交往的開始。

  在通信中,田家炳與戴希立達成了“己立立人”的共識,並將此作為仁愛堂的校訓。第一次見面,田家炳帶全家人訪問學校。在校門拍照時,田家炳讓家人把位置空出來,“第一張留給我跟校長。”戴希立嚇了一跳。

  很快他發現,對於校長和老師,田家炳十分尊重且重視。在內地,學校剪綵都是領導參與,校長很少安排位置,能夠擔任司儀已經非常難得。而田家炳每次都會問:“校長在哪?”不但安排座位,還一定要校長上臺參加剪綵。但看到學校施工圖校長辦公室過大時,田家炳又會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間給老師和學生。”

  2007年,時任江西省教育廳財務處副處長劉秋生帶著奉新、豐城、南康三個市縣的校領導找田家炳對圖紙,內地過關不便,田家炳一大早搭地鐵從羅湖排隊過關。找個平常與人談事的餐廳,點幾個菜,長話短説。看了圖紙,田家炳説:“設計很好,但是課室之間距離太近,相互干擾,為什麼不是一字排開?這樣可能不好看,但是,陽光和空氣對學生與老師來説永遠是免費的。”

  師範院校也是田家炳重點捐助的部分。他認為“要辦好教育,必須要有好的老師。師範大學是培育教師的重要基地”。1995年,他向四川、東北、華中、山東、南京的五所師範大學與杭州大學各捐資800萬創建田家炳教育學院/書院,又向山西、西南、雲南、貴州、廣西、江西的六所師範大學,以及廣東省的惠州大學與嘉應大學(後都改稱學院)等八校共捐4800萬元。

  1999年,各省市師範大學熱情推薦、重點中學慕名申請資助,還有學校自願減少資助金額,接受撥款時間向後延伸,但務求加入田家炳中學的行列,以提高學校的知名度。

  當時,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香港房地産市價較高峰期下跌過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觀不俗,保養適宜。這套豪宅位於香港九龍塘高尚住宅區,面積超過700平米,帶有游泳池、私家花園和運動場等,田家炳在此已度過了37個生日。據地産公司估算,可賣過5000萬港幣。按照田家炳的計劃,能夠資助二十余所中學。為了恪守捐資承諾,他和家人商量後,決定賣掉房子。在洽談過程中,對方得知了田家炳賣房是為了助學,還多付了300萬港幣的房款,最終以5600萬成交。

  田慶先回憶:“我跟弟妹都同意把房子賣掉,這也是對他的孝心。爸爸最會計算,每天盤算著自己住那個大房子,每睡一晚要多少錢,不合算;如果賣掉,租小屋住,就划算多了。”

  賣房所得款項全數捐資教育,80歲的田家炳成為無産者,租了一間130平米的公寓,窗戶還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3年,香港教統局宣佈,拿出10億元實行“等額補助計劃”,若大學取得私人捐款,則可獲政府一對一配款。第一期基金截止日期為12月底。香港理工大學與城市大學找到田家炳,他一口答應捐資300萬,但因現金不足,計劃分三年付清。兩所學校向田家炳説明等額補助計劃,田家炳向銀行借貸,籌集資金600萬,捐給兩所學校,使他們獲得了足夠的等額配款。

  2005年,為增加資金擴大捐資,田家炳將13萬平米、24層的田氏廣場售出,得款近3億元,為數十所大學、中學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國內39所師範大學裏面,都有一個“田家炳書院/學院”。類似的教學樓,在全國各地的大學裏面,共有九十多棟,加上他捐建的中學166所、小學44所,它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田家炳。田家炳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百校之父”。

  “捐我的生活費”

  田榮先懷疑過父親到底是節儉還是吝嗇,“以他的身家財富,根本不應該活得這麼寒酸,為什麼他老是怕過分享受,怕寵壞自己,自約得近乎自虐?及後才體會,吝嗇的小人是省自己的錢而慷他人之慨,絕不會像父親那樣,連賓館裏的肥皂、抹手紙、蒸餾水或電源都替人家珍惜。長大以後,看見父親傾囊為善的義舉,更深深敬佩他薄己厚人、坦蕩無私的情操。”

  田家炳將基金會交由社會人士參與、自任名譽主席後,仍會參與捐助項目的討論。他沒有決定權,但每次總堅持“都要捐一點”。如果基金會不批准,他就會説,“捐我的生活費,我不需要這麼多。”

  “在一些人眼中,我不會用錢。但我想我是很會用錢的人,我在家鄉、祖國大陸、香港,無論是捐校舍、蓋醫院、造橋,都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田家炳不喜出門遠行,又起臥有序、作息定時,最怕出門打亂生活規律。但為了多去鼓勵關懷受捐助的單位,他幾乎每年都會到各地院校拜訪。又因為怕打擾對方,行程總安排緊湊。以2006年9月的行程為例,他只有7天在香港,餘下時間奔赴了13個城市。幾個陪同的兒子都吃不消,接班輪流陪他,他卻興奮莫名。

  哪怕年至耄耋,田家炳依然積極奔走在全國各地,84歲時,他還乘坐了7個多小時的火車從蘭州到天水,參加田家炳中學捐贈儀式。為了方便內地的受捐單位,他常常跑到深圳會客,作為捐資介紹人的盧乃桂教授,經常和他一起坐火車。“每一次要去深圳,他就説,我們早上8點鐘,在大學站第二個車廂見。你看得到,打開門,田先生就在火車廂裏面站著。”

  在田家炳看來,以“田家炳”命名學校,是因為田家炳有些事可以影響到一部分人,或者大家共同研究怎麼發揚這種精神。他關心學校真實的創辦情況。每到一處雖有領導陪同,人群簇擁,但他總提前知會隨員,私下觀察下學校的真實情況,並向他做彙報。

  戴希立覺得,對於名聲,田家炳在意又不在意。“人有三立,立名立功立德。他不重視名利,但不反對學校用這個名字。因為立了這個名字,對自己就會有要求,起碼要立功,再立德。用了他的名字,他要一輩子做好事,做好人。”

  陳日新賣給田家炳屯門的土地後,兩家成了世交。田家炳去世前,陳日新的兒子從英國飛回來探望田家炳,見到戴希立,第一句話便問:“醫藥費誰付的?”得知是從田家炳生活費中扣取之後,詢問為什麼捐了那麼多錢還要扣生活費。戴希立只得解釋,他問過田家炳,老先生有自己的原則。

  98歲後,田家炳的身體不復從前,無法按照過去的規律生活,早上再難做自創的體操,腿腳不靈便也無法再每天散步,身體的病痛甚至讓他按時入睡都做不到。

  田家炳基金會從2017年開始策劃慶祝田家炳百歲壽辰的系列活動,希望展示基金會的項目成果和田校的跨越式進步,使田家炳獲得精神的慰藉。“即使知道近期他身體狀況不佳,我也始終心懷僥倖,他走過的難關不計其數,這一次也會挺過去。”田家炳基金會幹事甄眉舒在悼文中寫道。

  在這一天到來前,田家炳先生逝世。關於他的影像資料停留在基金會為他錄製的98歲心語,在那段3分44秒的影片中,他説:“我今年已經98歲,以傳統曆法計算,每五年兩個閏月,每30年就可以多增加一年。我現在98歲,第四個30年,這樣算我已經102歲了,幾十年來我都沒有什麼建樹,只是做小生意小工業,累積了一點財富,我很高興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會,讓大家將我的一點點收入來為國家為民族的事業做貢獻。讓全國幾十所大學和160所田家炳中學受惠,還有幾十個省市頒贈的榮譽市民,種種光榮受之有愧。我現在留下來的資産,四座大樓的收入,每年有八九千萬租金收入,用長期穩定收入辦點好事,我很希望大家把田家炳基金會的事業,共同努力做好。這個收穫也是你們的收穫。”

  7月5日晚,甄眉舒在電梯遇見田慶先,聊到田家炳,田慶先説:“現在一不回去看董事長,他就會打電話來催,問我為什麼還不去看他。我被他批評反而好開心,覺得他想念我了,覺得他是很在乎我的。”

  家庭成為田家炳最後的牽掛,臨終前,他提筆,顫抖著寫下:“每逢拜六晚,全家將來回住家,作全家聚會,以表親情為盼。”

  作者: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張明萌

  (參考資料:《生命的賞讚——為田家炳先生感恩》《夕陽穿樹補花紅——溥施隆教的田家炳》《我的幸福人生》《名標星座的田家炳》《澤蔭華夏的田家炳》《田家炳基金會銀禧紀念集》《德被華夏的田家炳——田家炳訪談錄》《有一顆行星以他命名》《傳奇人生:田家炳》。感謝邢人儼、戴希立、徐咏璇、陳婉瑩、王睿、唐林珍、馬吉池、馮招迎、田玲發、田廳祥、甄眉舒、李澤晗、汪一川、徐夢雨、劉虹言、冼麗影、何鑽瑩、田雲鵬、肖憲裕在採訪中提供的幫助,實習記者薛秦騫、馮震華、殷盛琳、李艾霖、曹彥對本文亦有貢獻。)

編輯: 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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