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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因捲入召妓醜聞的美國紐約州州長、民主黨人埃利奧特·斯皮策在妻子的陪同下，辭去州長一職。斯皮策在2006年贏得紐約州州長選舉之前，曾兩次出任州司法部長。所謂司法部長就是手下領導著一群檢察官，調查起訴犯罪。他畢業于哈佛法學院，精於專業，在華爾街偵辦多起投資銀行利益衝突大案，引起激烈震蕩。他被美國各大媒體稱為“華爾街頭號公敵”、“華爾街執法者”、“奸商剋星”等等。一般猜想是他得罪了金融權勢，假如出什麼事會是大集團報復的圈套，這些陰謀論並沒有兌現。很不幸，最終只是因他個人的人性弱點違法。
這一事件可以引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從這樣一個事件的敗露過程，可以看到一個監督體制如何依靠一些設計精良的細節在奏效。
斯皮策是個執法者和法律專家，他在違反聯邦法，更顧忌自己的身份，儘量隱蔽。可是，在一個銀行管理規章制度的細節上，就是無法越過。假如一個地方總是鉅額現金交易，一定是黑的。可是總體來說，美國很少支付現金。即便是個人，絕大多數資金都必須進入銀行記錄。
首先工資就是銀行支付，只要是進了銀行的錢，就是有記錄的錢，來龍去脈，一筆都跑不了。違法之士要把黑錢洗白，也要通過銀行。法律對銀行做出規定，不論是從自己賬戶取現金，還是轉賬，只要是超過一萬美元，銀行都要報告備案。假如你總是分拆、以低於一萬美元的數額頻繁取現或者轉賬，甚至還有掩蓋金錢流通來源的企圖，銀行就會直接向稅務部門甚至聯邦調查局舉報。銀行不舉報，銀行就違法了。銀行不會因為你是官員就為你網開一面，它犯不著。
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並不起眼的制度細節的設置，使得與斯皮策交易的賣淫集團和違法的斯皮策自己敗露。這些小小的技術性制度設置，對抑制官員腐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當年尼克松的水門案，通過銀行查資金走向就是一個重要突破口。雖然尼克松是總統，雖然他手下的人為了掩蓋線索，轉賬甚至繞道國外，最後仍然水落石出。
美國司法強調證據和被告的權利，所支付的代價就是定罪更為困難。尤其是一些黑幫集團，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擋犯罪證據在法庭呈堂，美國禁酒時期，檢察官就是運用稅法把61名芝加哥黑幫罪犯送上聯邦法庭，其中著名的頭目艾爾·卡蓬被判處11年徒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從斯皮策事件可以看出，人的弱點與生俱來。作為州司法部長，他嚴厲打擊罪犯，並非虛假，斯皮策曾經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年度“為維護理想原則而戰的戰士”，他甚至打擊過賣淫集團。可是這並非說明他能克制自己的弱點。官員如貪腐等其他違法衝動，也一樣是人的弱點所致。人是靠不住的，這是社會需要制度的原因。
可是，我們談論反腐敗和政治清廉，喜歡從大處著眼，其實在政治體制改革還沒有大步邁進的時候，完全可以先從科層制的建設入手，建立法規和編織制度細節。事實上，大構架的政治體制是否保障民眾自由，涉及社會新聞監督的功能發揮如何，確實影響到對官員腐敗的監督。可是，防止腐敗的最重要措施，還是嚴密的科層制度、一系列環環相扣的現代化稅收、預算、財務制度。英國在19世紀末發展出一套嚴格制度，它的技術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複式記賬法的發明，這是西方制度文化的土壤。美國雖然一打頭就是一個民主國家，可是憲法只是一個大構架，它的一套適應自己國家的具體監督制度，也是逐步建立完善起來的。在此之前，雖然美國的新聞自由可以由記者對官員腐敗現象任意揭露，可是，只要具體的制度細節有漏洞，其結果就還是不斷腐敗、不斷被揭露、官員不斷受處罰，然後，不斷有官員鑽制度漏洞繼續貪腐。直到20世紀初以後，科層制度、財務財政完善，腐敗才得以銳減。西方國家的好處是，他們是民主的原生地，長出這棵大樹，因為有這個土壤。這個土壤包括與自由經濟同步、與市場經濟匹配的制度細節，其前提是有完善制度細節的強烈自覺意識。這也是移植民主制度的國家，往往長期不成功的原因，它們沒有這個土壤、沒有這個自覺意識，輕視甚至有意規避政治之外的制度細節安排。結果是政黨政治大話過多，制度細節安排不足，使得移植的制度之樹無法健康生長。
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殖民政府並非民主政府，卻因為英國人搬來了嚴密的科層制度，成功建立高效政府阻擋腐敗。台灣在蔣經國時期，請來臺裔美國精算師蕭慶倫，對實行全民醫保設計方案。可行性調查結果是:當時台灣醫藥不分，財務制度不嚴密，也就是醫保的制度前提不足，匆匆上馬，會招致腐敗。全民醫保計劃因此暫停。在李登輝時代，為爭取選票，全民醫保在制度細節不完善的情況下匆匆推出，果然形成貪腐黑洞，至今尚未完全解決。
中國作為政治、經濟改革的雙料新手，這樣的他國經驗教訓，應儘早引入參考借鑒。制度細節安排越早越好，需要大量認真細緻的技術性工作。後發社會好在制度細節無須自己發明，可以從他處照搬，可是，如若沒有清醒的意識在先，還是會錯失良機。（作者係知名旅美作家）（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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