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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後，美國政府捐款50萬美元，令不少國人感到失望。南開大學教授刁大明日前在《環球時報》撰文說，不要老把眼睛盯著政府，美國政府捐款少，但美國民間捐款已有數千萬美元之多。
美國政府與民間捐款的巨大反差，原因在於美國特色的公共財政制度、國家政治戰略考量以及美國民間社會慈善氛圍的濃厚。這些，刁文多有論及，不必贅述。倒是刁文中，“美國‘小政府、大社會’傳統政治的審美要求”一說，值得多說幾句。
美國歷史上，小政府、大社會還是大政府、小社會，最初也是存在爭議的。比如美國1787年制憲會議後，聯邦內閣的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就主張“強行政”、組建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則主張限制政府權力，給予社會和個人更多自由。其後，雖有反復或微調，“小政府、大社會”基本成為美國的治國理念。
慈善如何組織、如何運行，慈善捐款如何分佈，自然也跟這種理念息息相關。
對外，如我們所看到的，美國政府捐款不多，因為美國政府用錢未必如我們這樣方便；民間捐款不少，因為民間慈善組織、意識和激勵制度都相當成熟發達。
對內亦如此。美國不是一個福利型國家，類似弗裏德曼這樣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主張慈善應是基於自願的民間行為，民間慈善會比政府做得好。所以在美國，紅十字會等慈善組織需要“吃皇糧”是不可想象的。
民間慈善可說是美國公眾福利的支柱。也有與美國不同的模式，比如瑞典執政黨社民黨的治國理念就傾向於“大政府、小社會”，公眾福利、助貧扶弱全由國家埋單。因此在瑞典，民間慈善只是國家福利的一種補充，並非支柱。
慈善未必要是政府行為，我之所以用“未必”二字，是因為官辦慈善或民辦慈善不是非此即彼，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本國國情選擇慈善組織的方式，但不能政府慈善辦不好，又抑制民間慈善的成長。我們到底選擇怎樣的慈善，當是汶川地震過後，我們要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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