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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底，北大法學院3位教授以公民身份，就首都機場高速路收費問題，向北京市發改委等部門提出了信息公開申請。申請包括收費依據、貸款總額及收費去向。6月24日，他們收到了對申請的答覆。答覆中，只明確表述了機場高速的投資總額及4年來的收入，未對“貸款總額和收費資金去向”這一核心問題給予直接答覆。此外，首發公司至今未給予回復。對此，教授們表示將和有關部門進一步協商，不排除採取相關法律手段。（《京華時報》6月25日報道）
依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三條，三位教授的申請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有關部門對申請的回復，卻讓人頗感失望──對於收費依據的回答，不是法律法規層面的依據，而是根本不能成為依據的通知文件；對於最核心的收費去向，兩部門共同推向首發公司，但首發公司又一直不予回復。整個回復給人留下的最強烈印象，就是在“客客氣氣說廢話”。
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規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事項，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第十條明確提出“重點公開”的政府信息，就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項目、依據、標準”。本來就應該主動公開的信息，為什麼在公民依法提出公開申請之後，又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呢？我覺得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目前很多類似問題，尚處於“法律依據原本就不充分，但因種種原因又不能立即停止”的過渡特點所造成的。
依法行政的執政理念，是近幾年提出來的，而在此之前，很多僅僅依據政府文件或部門文件的收費行為，基本不可能立即拿出所能依照的相關法律。而馬上停下這些于法無據的收費，又可能因為涉及太廣、觸及太深而進退失當。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舊賬，給政府信息公開帶來了一定尷尬──公開，可能有一些無法示人的東西；不公開，又違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在理不直、氣不壯的情況下，具體工作人員有時不知如何做答，只能推出無法依據的“依據”來搪塞，或者踢踢“皮球”，頂過一陣算一陣。
以“客客氣氣說廢話”來應對政府信息公開申請，這種現象決不能繼續下去。對於回復質量不滿意怎麼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的，可以向上級行政機關、監察機關或者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主管部門舉報。收到舉報的機關應當予以調查處理。這為公民的依法申訴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問題在於，歷史舊賬給政府信息公開帶來的尷尬，並不會因為監督機關的介入而消失，公民申訴了，也未必能收到實質效果。
因此，筆者認為，當務之急，還是要從法律與執法環境兩個方面加以突破。法律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應該以補充條款的方式，對依法行政的歷史銜接問題給予明確；執法環境上，政府應該以更加主動的態度，確立“只要于法無據，不論歷史是非，限時協調清理”的原則，以便讓信息公開工作人員在回復時不必再“客客氣氣說廢話”。（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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