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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法制日報社主辦的《法人》雜誌刊發《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一文。報道披露該縣一名商人反抗自營加油站被無償強拆，並受到官方一連串打壓，其投訴無望後編發短信，暗喻縣官專權及當地官場黑暗。旋即，這名商人被以誹謗、偷稅等罪名判刑三年半。進而，採訪對象的遭遇波及記者。日前，西豐警方進京拘拿雜誌記者，給出的理由竟然仍舊是：涉嫌誹謗縣委書記。
比商人稍微幸運的是，記者提前知曉消息駭然避走，可西豐縣公安局警察還在報社等候捉拿她。警察所依恃的是以誹謗罪名開出的拘傳證，律師已用常識駁斥了其莫須有的性質。根據法律解釋，誹謗罪屬於自訴案件，不訴則不立，且由法院立案。而在媒體追訪下，西豐張姓縣委書記推稱對此事自始至終都不知情。不管其表態有多麼虛假，這等於間接承認拘傳記者一事純屬荒謬。
記者的新聞報道屬於職務作品，採訪對象有異議可找報社尋求解決，直接採取捉捕記者的手段逼迫媒體就範，足以用惡劣至極來形容。可問題是，如此強橫、如此無視法理的荒謬之舉真的發生了。要知道西豐縣發生此類案例已不是第一次。在此前處置商人所謂的誹謗一案中，沒有“受害者”，當地法院卻能堂而皇之地以誹謗罪加刑。由此可見，沒有邏輯的荒謬儘管荒謬，卻能產生讓當權者滿意的效果。
無論是敢怒卻不能言的民間人士還是敢怒又敢言的記者，西豐縣當局都視之如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怎樣才能實現這一目的？羅織罪名，認定為誹謗縣委書記成了屢試不爽的手段。依據一種大批鬥式的推理，指責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就等於給當局抹黑，非議縣委書記就等於傷害全縣人民。近兩年，在縣市一級治域內因言獲罪者眾多，現代版本的文字獄屢見不鮮。由此，一項罪名演化成報復的利器。
在赴京拘傳記者一事中，縣委書記威嚇記者的意圖十分明顯。作為同行，可以實實在在感知到記者所承受的恐懼。畢竟，相較于黑社會或孤立的惡勢力，拘傳記者的官方舉動極有強悍的力量。它的背後隱藏著完整的國家暴力機構，公檢法皆為其所用，隨時聽命于長官意志或專權的蠻橫。這樣一整套權力機器一旦啟動，奔著公器私用的目標，不管是對媒體機關還是記者個人都具有極大的壓迫感和殺傷力。
正是從這層含義上講，西豐縣拘傳《法人》雜誌社記者的行動帶有典型性。它的標本價值是負面的，當予以高度警戒：在處理政府公關危機的過程中，定義模糊的法律條文正淪落為有效打擊的政治手段。乃至於，這種手段本身具有相當強烈的侵略性和擴張慾望，不僅希望掌控社會成員的個人命運，甚至不惜破壞大眾媒體等公共機構。簡而言之，它的惡果是將使社會和個人陷入不自由、受奴役的境地。
此時，蒙受誹謗罪名的商人正在服監禁，而當事記者或仍在躲藏。對立的雙方一邊是軟弱被動，一邊是咄咄逼人。救贖的幾率似乎渺茫但希望仍在。前前後後的事例都證明，監獄永遠不是權力最有說服力的手段。縣域權力的進化和上級監督是緩慢的，快速的進步不敢奢望，可是不排除在某些緊急情況下的自我糾正，即便這種自我療傷式的糾正與刮骨療法相去甚遠，或會以同樣荒誕的面貌出現。
而在權力的德行自我修復之前，抵禦專權的能量還離不開千萬讀者的積聚。西豐縣派員拘傳記者的消息經報紙公佈天下，新聞剛在網上落定，隨即引發高聲討伐。實際上，法理上蒼白到無法立足的拘傳令已被輿論“判為”非法。此時此境的輿論“審判”只是重申了常識、常理，顯示了巨大的動員能力。眼下，聲援媒體和記者的輿論已經形成。從廣泛的意義上說，支持記者就是支持媒體，就是力挺一支珍貴的力量。輿論也只有輿論才是揭示真相、抗擊專權的有生力量。
在緝拿的粗暴號令下，記者可以暫時選擇隱匿；但持久地看，記者終將站在陽光之下。輿論不能輸，也不會輸。（編輯：付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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