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將記者銬上押回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長達2小時,已經構成嚴重的非法拘禁。對這樣的行為,即便是普通公民所為,也足以發動刑事調查程序,而根據法律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對公民的人身權利侵害,則要從重處罰
3月17日淩晨,在採訪深圳市羅湖區一起墜樓事件時,《南方都市報》記者遭遇在現場出警的黃貝派出所警察粗暴對待,兩個警察無視憲法、法律和公安機關警械警具使用規定,將其中一名記者銬至派出所長達2小時,並縱容在場保安人員毀壞記者的照相機。事件發生後,社會各界對這兩名警察的蠻橫行為表示強烈憤慨。最新消息顯示,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對此事進行了快速處理,當事民警徐順清、何慶文分別被給予行政記過和警告處分,同時被停止執行職務、送素質提高班離崗學習反省；對黃貝派出所所長劉臣建停止執行所長職務、予以全局通報批評。
應該說,這一初步結果是在全國輿論的一片譴責聲中得出的,也是在羅湖區委書記等同志的重視下進行的。不過讓人遺憾的是,在羅湖公安分局給《南方都市報》的文字材料中,我依然看到了該局模糊事實的嫌疑。該局認為,事發經過是記者欲進入勘驗現場“與維護現場秩序的民警發生爭執”,攝影拍照被保安員阻攔,“相機跌落地上被摔壞”,兩名民警認為記者“妨礙現場勘查”,才將記者戴上手銬帶至派出所。這些說法的言外之意很明顯:是記者錯在先,妨礙警察的公務在先,所以才有後來的警察“態度粗暴”。
我認為,警方的這一結論顯然不可信。首先,警方作為事件的衝突利害關係方之一,其所作的調查結論無法保持公正和中立；其次,有關當時事發的經過,疑問還很多,比如警察是否劃定了警戒範圍?記者是否強行衝擊警戒線?相機到底是摔壞的還是人為毀壞的?在這些問題還沒有澄清之前,羅湖分局就作出前述結論,讓人生疑；第三,也是本案中最重要的問題:警察在明知記者身份的前提下,居然違法使用警械並銬上記者長達2小時之久,這已經遠不止是“態度粗暴”那麼簡單,嚴格來說,這種行為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公眾的知情權、輿論監督權,是典型的警察濫用暴力濫用職權的行為。對這樣的行為,只有檢察機關依法立案並進行獨立、中立的調查,才能服人心。
眾所週知,記者的採訪權來自於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就媒體和警察機構的關係來看,前者是對後者的監督和知情。僅以本案所涉及的墜樓事件為例,記者前往採訪報道,至少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是向公眾報告這一公共事件,二是可以監督警察的調查工作是否合法、公正。國際通行的做法是,只要不涉及到案件的偵查秘密,對很多社會突發事件,記者和警察有權同時出現在現場,各自獨立調查,互不干涉。遺憾的是,在警察單方面的暴力相向下,記者背後那無數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被踐踏殆盡。
回到羅湖分局所作出的處理決定來看,其實除了兩名警察被給予不痛不癢的行政處分外,其他的諸如停職、送學習班學習提高、內部通報批評等,都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處分和責任追究。光就本案的情節來看,警察將記者銬上押回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長達2小時,已經構成嚴重的非法拘禁。對這樣的行為,即便是普通公民所為,也足以發動刑事調查程序,而根據法律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對公民的人身權利侵害,則要從重處罰。因此,對此事的最終處理,應當由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檢察院瀆職犯罪偵查局進行立案偵查,並最終決定如何追究法律責任。
就在本次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汪洋同志還專門提出,要求廣東的報紙敢於和國外的媒體競爭。這番話的背後,隱含著汪洋同志對媒體對輿論監督的親切期望。可就在他的話音剛落之際,居然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公權侵犯媒體事件。如果這樣的事件不得到依法公正嚴肅處理,廣東的媒體還有資格和能力去和國外媒體競爭嗎?（編輯：東雪）
>>>>>>有話要說，歡迎進入討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