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中國青年報記者解海龍拍攝的那張《我要上學》的照片，觸動了無數人的心靈。照片中小女孩那雙充滿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個時代“失學兒童”的沉重符號，後來成為“希望工程”的象徵。
20多年後的今天，當年的大眼睛已經成為都市女白領，失學也幾乎成為歷史。可當我們走過鄉村的教室，依然會看到無數雙這樣的“大眼睛”。時過境遷，人們能讀懂他們與20年前完全不同的憂傷——對親情的渴望，對孤獨的恐懼，因為缺乏父母的關懷而產生的對“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慮感。憂傷的大眼睛中，充滿困惑與茫然。
在與留守兒童相關的新聞中，有太多讓人無法承受的傷痛：2011年全國發生數十起重大校車事故，其中大多數發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縣鄉，而受害者多為留守兒童；安徽太湖一名12歲的少年在祠堂邊自縊身亡，留下遺書稱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縊前曾深情地吻別陪伴自己的爺爺。這些碎片化的悲劇，只是中國5800萬留守兒童的一個側面。
留守一代，不應成為被甩脫的一代。
父母為孩子外出打工，可孩子卻因他們外出而成為問題
中國的問題，最牽動人心的總在這個國家最柔弱、最貧瘠的地方——農村；而農村中最柔弱、最牽掛人心的地方，當下無疑集中在留守兒童這個群體。因為孩子是我們最脆弱的神經，因為農村的所有問題，最終都會折射到孩子身上：因為貧困而失學；因為不平等，他們身上被打上了一個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標簽：留守兒童。
人們可以容忍貧窮，但無法容忍失去脫貧的希望，讓貧窮在代際間傳遞——鄉村那些可敬的父輩，本想通過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奮鬥，盡可能給自己的後代創造一個好的學習成長環境，讓他們可以不必重復自己這代人的命運。可當他們在城市勞累一年回家後卻心碎地發現：他們打工所獲得的，遠遠無法彌補他們的離開給留守在家的孩子帶來的傷害。他們的痛心在於：他們為了解決孩子的問題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卻因為他們的外出而成為問題。
這不是一兩個農村家庭的問題，而是中國農村在這個改革時代的體制性縮影。留守兒童的問題，遠比輿論看到和想象的更加嚴重，因為留守孩子的心靈創傷我們是看不到的。可僅僅看得見的那種傷害，就足以讓人觸目驚心。去年中秋節，有媒體曾尋訪過廣西一個叫溫江的小村，這個人數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壯年裏卻有100多人因搶劫而被抓。你能聽到村裏人這樣介紹：這是阿顯家，這是阿山家，他們都在服刑，一個死緩，另一個被判15年。
他們這一代年輕人，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因留守而缺少關愛、缺少教育。可怕的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被留守的他們帶著問題出去了，留下了“沒有二十歲”的鄉村，他們留下的孩子又重復著他們的故事。循環的不僅是貧窮，更有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一些孩子沉淪的命運。
客觀地說，留守，還是比較中性的說法。很多時候，“被留守”實際就是“被甩脫”。不是父母甩下了他們，而是這個時代轟隆隆的列車正在無情地甩下農村，農村為了追趕上發展的步伐，又無奈地在甩下了他們的孩子。農村孩子“被留守”的個人命運，其實正是農村被甩脫的時代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