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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與窮只是量的區別，而生存卻是質的問題，當市場和法規不足以阻止這個“好老闆樣板”的隕落，我們不免狐疑，那位香港老闆所擔當的社會責任是否會被卸下，那5000多名員工又是否會有人因此而“墮落”？
——李斌
余華在《兄弟》的後記中曾寫道，下部所講述的“是現在的故事，那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而貧富差距所致的心理鴻溝，更是這個時代的標簽：“最新民調顯示中國富人形象不佳 多數參與者認為應該用奢侈（57.1％）、貪婪（52.7％）和腐敗（45.0％）等詞語來形容富人”（《中國青年報》8月13日）。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日前在報紙上表明了他對窮與富的態度——“我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而引來一片謾罵聲。其實此前他已經闡述過一些為富人利益辯護的觀點。比如，應該一視同仁保衛富人與窮人的權益——這當然沒有錯。如果富人與私人的財產可以隨意侵犯，那麼窮人與國家財產也不會更幸運，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識氾濫。
問題是在很多場合，用西方現成的市場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現實的經濟現象。市場運作起來，在正面效果之外，會有負面現象出現，像商場上的欺騙、作假，損害消費者利益，這應該有法律來管；商人與政治權力勾結，這應該有法律監察、制裁；社會出現了貧富過分不均，可以用稅收等方法制約……而這一切，現代中國社會都做了嗎？當民眾感到社會財富被小部分人瓜分、那些富人在發達過程中早就編織綿密的政商關係網或者充斥著對工人剩餘價值的盤剝之時，絕不會心平氣和地認可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他們心目中另有一種正當致富的理念，這一理念夾雜著公道的訴求以及傳統的均貧富觀念，泥沙俱下，滾滾而來。
“香港老闆因所產玩具油漆鉛含量超標被從美國召回上吊身亡 員工為老闆抱不平”（《南方都市報》8月13日）的新聞，從另一個角度為富人的理想形象作注腳。出色而正當的富人新形象的出現，既需要恪守市場原則，也需要健全的法律來引導。老闆好不好，員工最有發言權——從來不拖欠工資、加班能獲得按國家標準計算的報酬，這已經是公眾心目中一個好老闆的樣板和標準。
曾聽聞內地主要生產摩托的某集團喊出過“不抓質量，天誅地滅”這樣的企業文化創建目標。而這出令人扼腕的悲劇，似乎也反映出這位老闆勇於踐行“質量就是生命”的經營理念和責任擔當。然而，假如真的如報道所述——員工稱老闆完全是“被他最要好的朋友（該玩具企業的油漆供應商梁某）害了”。那麼事主的市場經濟商業精神或許存在缺陷。
這位香港老闆的玩具能出口美國，當然就要符合美國的質量標準，他自己肯定是知道的。問題在於，對於自己的原料供應商，他可能沒有要求他們的產品也達到這一標準並且簽訂相關的責任合同。如果簽訂了合同，因為供應商來料質量問題導致自己公司受損失的，應該主要由該供應商來承擔。這樣，“被召回的96.7萬件玩具從召回到賠償損失，大約要負擔3000多萬美元，這是該公司所難以承受的”的局面就完全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當事人重朋友交情而輕契約精神所造成的疏漏，原本可以通過相關職能部門對規則的執行來補缺——質檢部門對出口產品負有強制檢驗檢疫的責任，“鉛含量超標”何以能順利過關？我們或許可以解釋為兩國所執行的漆類標準不同，可能這邊環保的，出去後別人的標準不一樣了。但我們不妨來個逆向思維，假如這批玩具不是出口到美國而是在國內銷售，是否就理所當然地袋袋平安呢？市場、法規雙重失效，這或許可以說是一種邊際懲罰效應吧。
事件中的油漆商即使真是這次召回事件的“罪魁禍首”，也不對香港老闆的死擔負法律責任，但如果真的是提供“假冒油漆”，這種欺詐行為是否該得到清算？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個貨幣銀行學裏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規則，就在商場裏表現為“劣商驅逐良商”。
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11日作客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通過黑煤窯事件分析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他認為，“我們經常說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為什麼？因為他手裏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富與窮只是量的區別，而生存卻是質的問題，當市場和法規不足以阻止這個“好老闆樣板”的隕落，當這個公司的員工發出“現在隨著張生的逝去，一切將更改……工廠還是那個工廠，但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明天在哪”的感喟。我們不免狐疑，那位香港老闆所擔當的社會責任是否會被卸下，那5000多名員工又是否會有人因此而“墮落”？（編輯：付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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