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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打工仔阿雷（化名）夫婦兩年前在番禺某旅館歡愛，不曾想歡愛場面被偷拍，並製成視頻流傳于網上。近日一個偶然機會，阿雷下載到這段視頻，發現被拍下的人居然是自己和妻子。此事經媒體報道後，眾多市民對如何保護好自己的隱私表示了極大關注。據6月23日《新快報》報道，廣州某大型桑拿中心老闆看到媒體有關此事的報道後稱，在廣州的一些桑拿沐浴場所，監控攝像頭其實是無所不在的，“有些場所甚至在沐浴室、桑拿房都安裝了高清晰攝像頭，只是因為隱蔽性強沒有被人發現而已。”該老闆透露，這種現象在深圳桑拿沐浴場所是最多的，而“這些（攝像頭）大部分是有關部門出於治安和消防要求而安裝的”。
想象一下阿雷看到與妻子歡愛視頻時的心情吧，我們可以感知一種監控手段在怎樣日益演變為一種恐慌。這是個人私生活纖毫畢現於人前的不安，隱私的遮羞布被粗暴剝除的恐怖。就在不久前，深圳市羅湖區一交通監控攝像頭在每天午夜後，不是正常監控道路交通狀況，卻轉向附近住宅樓，拍攝樓內臥室或浴室內女人洗澡、男女脫衣等居民隱私，並通過政府部門信息網進行網上“直播”。（5月21日《法制日報》）今年1月，上海地鐵一段監控錄像外流，一對情意綿綿的情侶在地鐵閘機口依依惜別的場景，被製作成2分48秒的視頻。此事成為各大網站的熱點……而與之相應的事實是，近年來，各地都上馬了一項被稱為“天網”的監控工程，僅就公開報道來看，成都市攝像頭安裝達到3600隻，鄭州市達到1萬多只，深圳則號稱有20萬隻。
就這樣，我們處於無處不在的監控之中，在享受科技進步的同時，也不得不深受其困擾。這到底是文明必須的代價，還是文明本身的反諷？據說英國是歐洲受監視最嚴重的國家，曾有媒體如此概括英國監視系統的強大威力：如果有需要，任何一個人每天外出活動的軌跡都可輕而易舉地被找到。
早于一些監控監聽設備大量出現之前，人類已經形成保護隱私權的意識。1960年，美國法學家威廉·普羅塞爾教授將侵犯隱私的情形歸納為四類：1.入侵，即具有高度冒犯性地侵犯他人之獨立性；2.公開披露私人事務；3.誤導，即具高度冒犯性地宣傳造成他人的誤解；4.盜用，即未經許可利用他人姓名、喜好或其他與身份有關的資料獲得不當利益。這基本成為多數國家隱私權保護的共識。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的隱私權利將如何面對這樣一個科技信息時代？在這樣一個監控時代，我們將怎樣擁有自主的生存和自在的內心？
對於那些非法行使的監視與監聽，我們可以訴諸法律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防範來自公權的合理偷窺。監視阿雷夫婦的攝像頭，很可能是“有關部門出於治安和消防要求而安裝的”，除此之外，不論是上海地鐵拍攝情侶親熱畫面的監控裝置還是深圳的交通攝像頭，都有著維護公共安全的正當目的。在我國目前在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個人隱私方面仍然存在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如果公權行為難以得到有效制約，侵犯公民隱私權的現象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還記得河南某媒體去年在報道鄭州攝像頭工程時，一位律師回應市民質疑時反問道：為大夥“抓壞蛋”重要，還是維護個人的“小秘密”重要？這種說法幾近強詞奪理，難道為了治安的需要，就必須犧牲公民的隱私權？然而遺憾的是，這未必不是我們現實的做法。比如安裝攝像頭原本是出於治安要求的，但它們反過來就會成為對公民隱私的侵害，因此也成為對治安要求乃至對文明法則的反叛和顛覆。
因此，不要總是樂觀地看待或強調監控設備對於社會治安的正面意義，更要看到其可能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消極作用。必須像警惕公權力具有的擴張性本能那樣，來警惕一切用於監控的裝置。越來越多的隱私權事件表明，對任何一種可能有傷公民權利的手段，在使用之前都應當有更穩妥與精細的制度安排。但現在的事實是，監控設備已經大量使用，然而相關管理立法工作卻一直滯後。以深圳為例，雖然在去年2月，有關部門向市人大提出了就深圳市社會治安圖像監控系統管理立法的建議，並草擬了《深圳市社會治安圖像監控系統管理規定》，市人大將其列入了立法計劃。而直到現在，仍未有正式出臺的消息。至於全國性的立法，也處於啟而未動之中。
隱私是尊嚴的存在形式，亦是法律的表達方式。當公民不得不處於無時無刻不在的監控中，法律也必須給予公民無時無刻的保護。所以說到底，類似阿雷夫婦歡愛視頻事件，不是文明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是文明有待完善的當然要求。（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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