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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何許人也？當然是教育部的那位“明星發言人”。關於他的知名度就不用多說了，以往只要在媒體上看到他的名字，緊接著幾天內都會掀起全國性的輿論狂潮。由此可見，這位記者出身的教育部新聞辦主任堪與當今最紅的演藝明星比肩。不過，我沒有追星的愛好，之所以對這位“明星發言人”產生興趣，是有報道說，寧夏一位叫段軍鵬的高考生，因家庭貧困上街賣菜，正好碰到去當地宣傳助學政策的教育部官員。段軍鵬坦然面對貧困的品格，讓教育部的官員和隨行的記者都很感動。當即，王旭明就把段軍鵬賣菜掙學費的故事告訴了他報考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希望這個學生能錄取。當天下午，該校招生辦回短信：段軍鵬同學品學兼優，上海外國語大學決定錄取！（中新網9月16日）
平心而論，段軍鵬的生活狀態的確讓人同情，在一個月只有三四百元微薄收入的家庭，能考623的高分當屬不易。尤其在惟學業是舉、“啃老族”盛行的社會風氣下，其精神無疑值得稱道，教育部官員觸景生情也在情理之中。這件事的奇妙之處在於，當讀完報道，我突然覺得王旭明先生不僅有高超的雄辯才能，他的權力之大也超出了我的想象。難道不是嗎？信手拿起電話就可以與高校“打招呼”，而該大學的招生辦在當天就得出了“段軍鵬同學品學兼優”的結論並做出了錄取的決定。把這前前後後的一系列“動作”羅列在一起，就不能不令人浮想聯翩。
我沒有惡毒到把王旭明的善舉當濫用公權來審視，只是覺得這事有些蹊蹺。一般說來，中國的高校錄取學生最重要的依據就是考分，這是保證公平、公正的基本條件。王旭明的做法卻讓人大開了眼界——原來在中國上大學不但可以“考”，還可以“打招呼”的。更莫名其妙的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幾個小時內就能在成千上萬的考生中找到段軍鵬，不但決定錄取，而且還能從考分中斷定他“品學兼優”。雖然想象不出這所大學接到王主任的電話後是怎樣的一番忙碌，但是我敢肯定，如果沒有這個電話，段軍鵬絕對沒有被提前錄取的機會，“品學兼優”也得等到他到校後才能被認定。如此說來，教育部新聞發言人這個角色可謂神通廣大，不僅能在新聞發佈會上號令全國，還可以在中國的任何一所學校呼風喚雨。
有人認為，段軍鵬的考分高過了大學的錄取分數線，讀上海外國語大學已是既成事實，在這個前提下，王旭明要求學校錄取他無可厚非，提倡大學生自力更生也是教育管理者的份內責任。我不反對這樣的說法，甚至從他答記者問中還能感覺到為國舉賢的精神境界。然而，連封建官吏都認為“君子慎言”是官員必備的修養和才德，何況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上行下效”的傳統。從這個層面說，這個“舉賢”手段實在難以讓人恭維，倘若這種方式普及開來，嚴肅高考制度必將失去應有的內涵，其公平、公正秩序和規則也會遭到極大的破壞。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第二天，教育部就近期頻頻發生的招生詐騙案發出警告，再次提醒廣大考生，高等學歷教育招生嚴格按照國家招生政策、招生計劃、招生程序和考生成績錄取，不允許任何仲介、個人參與招生及收費。王旭明算不算是“個人參與”招生、上海外國語大學是不是“按照程序”招生暫且不論，但此舉卻給了人們一個暗示，他可以隨時給任何一所學校“打招呼”錄取考生。一個部門負責人尚且如此，那麼教育部的其他部門領導，包括部長副部長等等一乾人的權力就可想而知了。
我知道，用這樣的邏輯來推理，又會被王旭明罵作“斷章取義”。沒有證據妄加猜疑當然令人惱火，不過既然他敢於這樣做，就不能怪我以小人之心度他的君子之腹。就算他當時是頭腦發熱，也應該明白，有了他這個先例，招生詐騙的問題不要說“警告”，就是“嚴打”都不可能杜絕。誰敢說“招生仲介”的背後沒有能夠給高校“打招呼”的人？如果有，憑什麼說人家是詐騙？
王旭明先生的想法自然沒有這麼單純，他知道段軍鵬的考分已經超過了錄取線，即便有人說他“耍特權”也不會出現什麼嚴重的後果。但是，如果認為他這是多此一舉就未免愚鈍了，作為資深的新聞發言人，他深諳傳媒的心理，知道怎樣做才能引人矚目。到貧困地區宣傳助學，找一個貧困生座談本來就有明確的目的，幫助段軍鵬上大學，正好論證了此前“不提倡報道貧困生呼籲社會捐助”的正確性，尤其是教育部深入基層走訪貧困生，怎麼說也是關愛之舉。僅此就足以讓社會輿論為之呼應，至於中國還有多少孩子無力上學，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樣說是不是“斷章取義”並不要緊，因為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樣的社會現實。真的關愛貧困生，把學費以及附加在學生頭上不合理的費用降下來多好？何必千里迢迢在記者的簇擁下去訪貧問苦？退一萬步說，即使解決了段軍鵬的讀書問題，也不能解決他的學費和生活費，而全國還有多少這樣的孩子，身為教育部發言人的王旭明先生想必比我更清楚。
當然，被中國人稱為“新三座大山”之一的教育問題有深刻的社會背景，把責任單一推到王旭明和教育部身上並不客觀。拋開這個話題不說，時下的關鍵問題是要明白，宣揚王旭明為段軍鵬給學校“打招呼”是樹立道德標桿還是推行政治範式。樹立道德標桿，人們自然求之不得，官員有如此悲憫的菩薩心腸是老百姓的大幸。要推行政治範式，則必須予以遏制，畢竟現代政治文明的要義體現在法律基礎上。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借用公權來行善舉的意識太可怕了，無異於踐行“一言九鼎”的封建專制之道。如果一任這樣的勢態蔓延，誰又敢保證某些人不會借“愛民”之機一手遮天？（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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