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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各地興起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熱潮，大大地發展農村的生產力，有效地調整農村生產關係，促進農民增產增收，改善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然而，在我們看到新農村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農村法治建設進程緩慢，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也難以與我國所提倡的依法治國發展綱略相適應。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央在新時期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對於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啟動，村鎮規劃中的土地徵用、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招標投標、農村流通體系有序構建、農民工權益的切實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社會治安的和諧穩定以及規範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等，都與法律法規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涵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等的方方面面，而法治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內容，既是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保證，也是新農村建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否具備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並以法律制度保障新農村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與發展動力，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敗的一個重要標誌。
但是，當前農村法治現狀令人擔憂，存在著許多與法治要求不相協調的種種現象。自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後，集體組織形式變得越來越鬆散，群眾大會已經很少召開，農村法律宣傳力度不夠，普法流於形式，往往是簡單地將一部法律或部分法條在基層政府或村委會的黑板上一寫了事，或者在廣播裏一播了事，或者到各村、各生產小組一發了事。雖說現在電視機在農村的普及率大幅提高，但收看的節目卻都以電視劇居多，而報刊雜誌也至多發行到村委會一級，國家的法律法規一般也在村委會就打住。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不深入、針對性弱、涉及面小，從而導致了農民法治意識淡薄，法律素質不強。一些農民“重人治、輕法治”的思想根深蒂固，仍然立足於“講人情”、“講義氣”、“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傳統抽象的準則上，在追求倫理道德中的“義”時很少考慮到法律層面的“正義”；也有一些農民由於受幾千年傳統封建思想束縛，崇尚“無訟有德”，羞于“打官司”，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也不會或不願用法律武器來捍衛；更有一些農民認為法律高不可攀或不通人情，寧願借助家族勢力、“老人組”以調解私了的形式解決糾紛，家族意識的強化沖淡了人們的法律意識，大量的制定法在農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規避，眾多糾紛游離于法院之外，民間文化、宗教信仰、傳統宗法組織等在農村生活中不斷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與此同時，一些涉農法律法規不健全，部分法律條款與政策相互抵觸，一些村規民約也未能同法律條文保持一致，一些農村基層政權、村民組織缺乏法治理念，沒有依法辦事，各種坑農害農現象時有發生；農村治安形勢嚴峻、賭博現象猖獗、封建迷信有所抬頭……這些現象嚴重影響著農村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建設進程，威脅著農村社會安定團結。
回顧我國農村改革的啟動和深化，主要是靠國家適時、正確的農村政策來推動的。實際上是在法律制度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就使得我國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仍然缺乏全面系統而又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在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今天，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方式必鬚髮生轉變，要靠政策，更要靠法律法規，要把新農村建設置放在一個新的制度環境中去思考，切實把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利益納入一個系統化、規範化的法律環境之中，在創新形式、加強普法宣傳教育的同時，既要強化依法治農、依法建農、依法興農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又要把行之有效的農村政策適時地上升為法律規定，還要根據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建立健全推動新農村建設的法律制度和相關法治機制，為建設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保駕護航。（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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