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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甕安“6·28”事件塵埃甫定，但另一起群體性事件：雲南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的“警民暴力衝突”事件隨之突兀發生。據日前多家媒體報道稱，7月19日上午，孟連民警開展社會治安整治，在依法對動馬鎮5名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時，遭到當地500多名膠農用長刀、鋼管、棍棒等工具圍攻毆打，雙方有死有傷。
眾所週知，甕安事件直接導致了縣委縣政府、公安局的辦公大樓被嚴重焚燬，街道更被一應俱全地“打、砸、搶、燒”。而據有關報道，孟連這起事件則致使“41名民警受傷、8輛警車被砸壞，15名群眾受傷、2人死亡”，暴力程度同樣毛骨悚然。筆者聞此不禁困惑了。試想，為何“暴民”現象會接連不斷發生？又是何原因使得以樸實善良著稱的西南百姓成為了一群公然施暴者？在其背後隱藏著何種深層的因素呢？
筆者記得，針對甕安事件，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石宗源在與當地群眾的座談會上指出，它是一起起因簡單，但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惡勢力直接插手參與的，公然向我黨委、政府挑釁的群體性事件。但與此同時，他也特別強調說，“從這起事件來看，從一起單純的民事案件釀成一起嚴重的打、砸、搶、燒群體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層次的因素。”此言可謂一語成讖，不幸言中。媒體後來陸續披露的內幕事實，果然證明了這一清醒的論斷。
事實上，深層次的因素所指，誠如他稍後在新聞發佈會上所坦言，該事件根源於“一些社會矛盾長期積累，多種糾紛相互交織，一些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礦群糾紛、移民糾紛、拆遷糾紛突出，幹群關繫緊張，治安環境不夠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在思想意識上，幹部作風上，工作方式方法上，還存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群眾對我們的工作還不滿意。”
換句話說，以17歲初中生李樹芬之死為誘因，“一起單純的民事案件隨之釀成了一起群體性事件”，在“暴民”現象另一面寫著的正是在相關政府部門長期失職語境下，群眾淤積不滿的集中爆發，或者說是民生多艱扭曲後的必然張揚。那麼，在甕安事件之後，眼下這似乎並不陌生的雲南孟連警民暴力衝突，又是基於怎樣的深層次因素呢？倘若立足於客觀事實立論，我們將不得不承認，它不過是甕安事件短期之內的悲劇重演，具體事件雖截然不同，但本質卻驚人地一致。
7月21日《新京報》披露指出，近年來橡膠製品市場價格一路攀升，從幾年前的七八千每噸飆升至現在的每噸兩萬餘元，但該地區的橡膠公司卻還按5年前合同約定價格強行收購。從2006年開始，膠農多次要求橡膠公司提高收購價格。被拒之後，他們決定取消與橡膠公司簽訂的合同，自主擁有橡膠林地的全部產權，並由此引發了之間的不斷爭執。當地膠農與橡膠公司長期懸而未解的積怨，正是該事件發生的內在緣由。雖然每次爭執時都被民警勸阻，但問題卻遲遲得不到相應解決，而是越積越深，以至於在今年7月15日，有幾位村民再次找橡膠公司理論時，與工作組成員發生語言衝突及身體摩擦。于當日，孟連有關部門卻並未出面調節，而是發佈了一則通告，限令“組織煽動群眾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等人員，須10日內投案自首，否則將從嚴打擊。“19日清晨6時許，動啊村的岩依、岩帥王、岩忙、波葉罕嫩、岩依所丙等5位膠農在家中和睡夢中被警察廝打和強行帶走”。此事成為後來衝突的直接導火索。
顯然，同貴州甕安一樣，雲南連孟其實也是一個民怨長期淤積著的“火藥桶”。尤其是在處理膠農與橡膠公司之間顯失公允的利益博弈問題上，相關政府部門的參與或干涉，不僅沒有帶給他們更公平的博弈平臺和規則，反而是變相堵塞，甚至強行剝奪了其正當利益的正常訴求途徑。這與甕安有關政府部門的在當地礦山糾紛中姿態，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它誠然初始就是一起“純粹的民事案件”，但同因政府部門長期的不作為，或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的亂作為，終究也使其不斷演化成了“群體性事件”。在此意義上而言，民警“遭到當地500多名膠農用長刀、鋼管、棍棒等工具圍攻毆打”，宣泄出的只不過是一腔淤積良久噴薄欲出的民眾怒火。而“暴民”現象，歸根結底無非就是在正常的申訴渠道失效或人為屏蔽之後，多艱民生不得不呈現出的一種極其扭曲卻合乎邏輯的反映形態。它叩問著政府部門的執政良知，也凝視著其“執政為民”的莊嚴承諾。
據悉，雲南孟連“7·19”事件的局勢時下基本平穩，群眾情緒逐漸緩和。而專辦此事的雲南省省委副書記李紀恒則表示，“要認真聽取群眾訴求，成立政府主導、相關人員和群眾代表參與的工作機構，儘快拿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切實解決好引發此次衝突事件的橡膠林利益分配問題，切實維護群眾利益，確保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如此，亡羊補牢尚未晚矣，而以此為鏡鑒，體恤民生多艱、厲行“執政為民”的理念更須牢牢記住，悲劇已經重演，公眾絕對不希望還有下一次。（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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