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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楊佳在上海閘北公安分局製造的“血案”尚未平息，雲南普洱市又發生一起警民暴力衝突血案。據《雲南日報》7月20日報道，孟連縣公信鄉、動馬鎮部分膠農因利益糾紛與當地橡膠企業發生衝突，當地公安民警依法傳喚在衝突中涉嫌違法犯罪的人員時，遭到當地部分村民暴力圍攻，致使多名民警受傷、多輛警車被砸。公安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槍自衛，致多名村民受傷，其中2人因搶救無效死亡。
這是繼“甕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之後的又一起群體性衝突事件，儘管目前當地的事態已穩定，人們也有理由相信會得到妥善處置，但在短短一個月內群體性事件如此密集發生，還是令人有些惶惑不安。連續一個月來，大眾傳媒對此評述應有盡有，反思、總結、建言的文章在網上隨處可見，不知為什麼，就是在這樣的一連串的痛定思痛中，類似事件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卻有“群體性”爆發的徵兆。
關於這些事件的“類似”之處和起因不用細說，在每次“穩定群眾的情緒，聽取群眾的訴求”的“重要指示”背後，都可以感受到隱藏著多麼突出的社會矛盾。正像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言：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群眾意見很大，不但導致幹群關繫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繫緊張。應該說，這句話比較公正，放在其中任何一個事件中都恰如其分，不過，倘若把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就有以偏蓋全之虞了。
從貴州、陜西、雲南到廣東、上海，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不分地域不受經濟條件所限，具有極強的普遍性。如果把問題歸結到“一些人”身上，這樣的“工作方法”同樣是“簡單”。一方面，要從理論上承認群體性事件是利益紛爭，就必須認可那些群眾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們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其訴求不過是為了生存。就算有人借機煽動，民眾的情緒有如此低的燃點，是不是說明當地的社會矛盾已經嚴重到了極限？另一方面，一個月之內5個省市連續發生類似事件，如果石宗源說的令人信服，那麼“群眾意見很大”就不再是個別地域性的問題，而逐漸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有一種普遍認同的說法，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是轉型時期，在經濟建設中每個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產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還有一種論調認為，對刁民要硬氣。在這些人眼裏，群體性事件的背後都有黑勢力策劃和操縱，不鋤之不足以顯示國家機器的強大，寧可像有些美國人那樣把所有不同政見者當恐怖分子，也毫不手軟。當然，秉持第二種態度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正是這些極少數人，在持第一種態度者的默許或配合下，橫徵暴斂，魚肉鄉里，老百姓稍有不從，就“隨便動用警力”，甚至乾脆把人逼上絕路。
從理論角度說，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途徑已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以“楊佳事件”為例，《北京晚報》近期在論及“一輛自行車引發的血案”時說：作為一個公民的楊佳，直到行兇報復殺人襲警之前，還是先“禮”後兇的，正常行使了一個公民所擁有的表達權利。促使他走上絕路的原因是，從去年10月5日受到上海警方調查，歷經多半年的時間，雖經過兩次調解，楊佳的申辯卻沒有使結果有絲毫良性變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迫使”他作出了最壞的選擇。
楊佳固然不能代表群體性事件中的所有民眾，而他們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究竟是什麼原因“迫使”他們產生了“魚死網破”心理不得而知，但這種“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絕望情緒太可怕了，它的蔓延直接威脅著社會的穩定和安全。站在這個基點上分析，幾起群體性事件雖然規模很小，暴露出的實質卻是重大社會問題。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忽略了應有的服務職能。比如在公共事業範圍內，修路要過路費，建校要集資費，拆遷要勞務費，對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為甚至比黑幫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邊是豪華辦公樓拔地而起，高檔橋車雲集，另一邊是貧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現象叢生，以致有人為眼前區區小利鋌而走險。從近期幾起群體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決，只是因為有人對“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熟視無睹，或者從開始就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才激起了民憤。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他還發出警告：“……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 年）看來，這個論斷的確高屋建瓴，因為時下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正在考驗著中國。好在各級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制訂出了一系列有關條例和預案，竭盡全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但是，僅僅有文字上的條例和預案尚且不夠，什麼時候能把民生問題提升到國家利益層次，才能真正杜絕類似事件發生。（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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