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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一家醫院發生因患者家屬拒簽手術同意書而導致患者死亡的事件。日前，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回應這一事件時說：“簽字制度並不意味著責任的轉移。”算起來，這已不是衛生部第一次就這樣的問題進行表態了。今年3月，毛群安在接受《市場報》訪問時也曾說過類似的話。然而，說歸說，悲劇還是在幾個月後發生了。
一個“簽字”拖死一條人命。這樣的事，令人嘆息。死者長已矣，活著的人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追問，這種害人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或者更進一步說，這個害人的制度是怎麼演變而來的。否則，如果聽之任之，我們不知道，這種事情還會不會發生，這樣的制度還會不會再吞噬其他生命。
“術前簽字”，或稱“術前告知”，本是一個在絕大多數國家通行的制度。此項規定的本意是確保患者及其家屬對手術和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內容及其風險等情況有足夠全面的了解、知情，進而能夠同意、配合手術，便於手術順利完成。然而，一個意在確保“知情權”的好制度，在我國卻演變成了醫院寫滿“免責條款”的“生死狀”，原因不可不察。
很多人會把事情的根源推脫給諸如“市場經濟”、“醫療改革”、醫患關繫緊張之類的客觀原因，這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市場經濟規則下，醫院單獨核算、自負盈虧，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必須儘量減少與患者的糾紛。尤其在我國當下醫患關係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各种醫療糾紛事件屢有見諸報端，動輒索賠數萬元甚至十萬百萬元，醫院千方百計為自己免除責任也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若這個藉口成立，同樣是市場經濟，甚至比我們更早實行市場經濟、市場化得更徹底的國家，應該也存在，甚至應該更大量地存在這樣的醫療奇聞。然而，我們所知道的事實並非如此。
有資料顯示，在美、加、英、意、法、德、西等國，大都有一項公法即《緊急災難施救法》，要求所有人在發生危及生命的災難時伸出援手，包括醫療界人士。其中，美國《醫療法:緊急施救手術法規》規定：“醫生有權在病人面臨生命威脅，或有導致身體殘疾的危險時，在未得到病人同意以及未得到任何其他人准許的情況下，對病人實施救治。”這種生命至上的理念意味著，醫生在對危急病人進行施救時，根本不需要搞什麼簽字。對照慘劇，我們不由得感慨：這是個多好的規定啊，可惜我們沒有。我們有的是什麼呢？是怕擔責任、死守條條框框的醫院和醫生。即便我們還有一句“救死扶傷”，可它在關鍵之際尤其在面臨利益選擇之際根本難以發揮作用。
眾所週知，好的規定必須有好的貫徹執行。從常識的角度看，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醫院工作制度》的術前知情、簽字制度早已變質變味，充滿醫院免責的霸王條款，有關監管部門對此不可能也不應該一無所知，如果監管細緻，糾正及時，挽救悲劇並非不可能。“簽字制度並不意味著責任的轉移，”衛生部的表態是應當肯定的，它至少讓公眾看到了遏止醫院濫用知情同意簽字制度免除自身責任的前景。但是怎麼真正實現救死扶傷？怎麼在危急時刻盡最大努力挽救人的生命？依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救死扶傷”雖然被法律規定為醫師的“神聖職責”，可人們甚少看到哪位醫師因不救死扶傷而受到了法律的懲處。
簽字知情只是施救的一個程序（緊急情況下可從無），如果對接不上救死扶傷，生命依然是輕飄飄的。（編輯：付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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