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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澳門為市民發紅利的做法啟發，東莞市財政擬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臨時生活補貼”。雖然有人質疑此舉對於同樣對東莞做出貢獻的非戶籍人員不公平，但是，東莞市畢竟邁出了“政府分紅”的第一步，成為內地首個向市民派發紅包的城市。
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提出“社會分紅”理論後，“國家……可以將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將另一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的學術闡述開始訴諸為政府行為，“政府分紅”也逐漸成了一種國際慣例。新加坡政府曾因政府財政取得64億新元盈餘而公佈了一項“政府盈餘全民分享計劃”，通過多個途徑與國人分享18億新元的“紅包”；為刺激美國經濟，布什政府也曾提出145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
“政府分紅”的理念盛行國際之時，國內關於政府分紅的呼聲也風生水起。今年1月，上海市政協委員刑普建議給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紅包”，引發社會熱議，促成了一次“政府分紅”的輿論“鋪墊”。隨後，今年2月份，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因鉅額財政盈餘準備向納稅人退稅400億港元；今年4月份，澳門特首何厚鏵也宣佈將從特區財政收入中撥出逾20億元盈餘還富於民。
應該說，在CPI指數連創新高、通貨膨脹壓力累積的困境下，派發“紅包”的政府行為對於緩解部分民眾的生活壓力、穩定群眾生活秩序有著重要的意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內需、抑制通脹。而且，政府分紅不僅還原了財政“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本色，也是對“還富於民”的社會訴求的回應，更是平衡社會財富分配、促進國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種努力。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政府分紅”的實施也將凸顯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使政府獲得民意讚許，為政府“加分”。可以說，本次東莞市“政府分紅”的做法也是雙贏之舉。
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分紅”並不一定只是派發給每人一定數額的現金紅包。東莞乃富庶之地，政府有財力進行現金分紅，而財政不濟的地方則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分紅”。“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紅包”可以是1000元錢，也可以是一項減稅計劃、一項便民措施、一項民生工程……增加一些就業崗位、上調一次最低工資標準、共享一些公共資源，在住房、醫療、教育和出行等領域的任何一個惠民措施均可看作一次“分紅”。
目前，我國政府正在經歷由管制型、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歷程，緩解通脹壓力、保障民眾生活即是公共服務的題中之意，“政府分紅”則是途徑之一。也許“全民分紅”設想的達成尚需時日，但政府的“分紅意識”不可或缺，不管“分”的是什麼“紅”。推而廣之，一個單位、一家企業也應建立向員工“分紅”的意識，哪怕是炎熱夏日的一杯涼茶、哪怕是連續勞累數日後的一天小假……
我們期待東莞市派發紅包的做法能產生漣漪效應，擴散開來，讓平衡社會財富、共享發展成果的執政理念蔚然成風。（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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