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
主講：秦暉，著名學者、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時間：5月16日（星期六）上午10：00——12：00
南非經濟騰飛源於獨特的制度安排
南非是中國很關注的一個國家，1995年中國與南非建交之後，南非是中國人去得很多的一個國家。最近媒體對南非的報道也比較多，但是往往是說南非的治安問題等等，但是對這些現象的由來，中國人好像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洲是十分落後的，但是種族隔離時代到過南非的人都知道，南非大城市甚至比歐美還要漂亮。歐美的城市，還是有很多比較臟亂差的窮人住宅區，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為對黑人實行嚴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進城安家的，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築的華麗、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潔，甚至超過了歐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礎設施很發達，這是由於南非上述體制下，圈地很方便，歐美沒有這樣的條件。南非在上世紀80年代的高速公路里程曾經一度僅次於美國、德國，居世界第三位。
南非經濟增長速度也很快，南非在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間，平均每7.4年G D P就翻一番。但是到了70年代末，由於社會危機的逐漸顯露，開始減速，到1982年首次出現負增長。很多人認為南非之所以富裕是因為有金礦，其實南非最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主要是製造業推動的。雖然在起步階段，黃金的確是南非經濟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南非的金礦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開採，開採條件都很差，成本也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推動南非經濟發展的並不是採礦業和農業，而是工業。一戰後，南非的製造業開始起飛，二戰期間超過了採礦業，1965年超過其他各種行業之和，成為非洲唯一真正工業化的國家。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1/3以上的經濟產值。
南非經濟的第二個特徵，就是鮮明的外向型。講得簡單一些，就是利用隨便圈地、使用黑人的流動勞工，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大量的投資，生產出的廉價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尤其在非洲市場上有相當的競爭力。因此，南非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外貿順差很高，南非經濟高速增長的30年內，外貿順差曾經從143億蘭特發展到7430億蘭特，膨脹了五十幾倍。南非的資本項目順差也非常高，1965年是2.15億美元，到了1982年發展到23.66億美元，後來由於南非的社會矛盾發展，大量的外資開始撤出南非，1985年以後南非就成了一個資本流出的國家。
第三個特徵，就是南非的白人主體布爾人比較需要國家的保護，因此他們的公營經濟佔的比重比較大，1980年公營部門佔全國固定資產的58%，佔產值的26%，出口占50%以上。
南非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夠吸引到大量的外資，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很大情況下就是由於當時南非獨特的制度安排。南非的用工制度和土地制度，別國是不可能擁有的，使他們在招商引資等方面有很大的優勢。
講得簡單一些，南非的白人主體，就是荷蘭裔的布爾人，利用英布戰爭形成的民族情緒抵制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以大比重的國營經濟維護布爾人的特權，另一方面，在南非的外向型市場經濟中通過剝奪多數黑人權利來壓低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從而吸引投資、發展製造業、經濟擴大出口。為此，有一整套被南非人叫做“二元體制”的種族隔離制度，其中包括只準黑人進城打工但不能安家的“流動工人”制度，隨意盤查、拘禁黑人的打工證制度，以“消除貧民窟”為名驅趕黑人的所謂“有序城市化”政策，既便於白人國家隨意圈佔土地又便於束縛黑人的土著土地強制性“部落所有制”制度，以及阻止打工黑人在城市紮根，讓他們出賣青春後返回農村的所謂“黑人家園復興計劃”。這種體制儘管實現了“奇跡”式的經濟增長，但也導致了尖銳的社會矛盾，終於不可持續。到了1990年代，南非在國內人民的鬥爭與國際社會的推動下實現了民主化，南非的發展也開始了新的篇章。
“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南非70%多的人口是黑人(現在由於白人逐漸外遷，黑人比例接近80%)，30%的人口是白人和其他人種，這兩種人實行完全不同的制度。南非之所以可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和英布戰爭之後形成的民族情緒有關。
在20世紀初發生了英布戰爭，英國人經過三年戰爭，滅掉了兩個布爾共和國，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南非聯邦。因此荷蘭裔的布爾人有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布爾人的抗爭下，即使在英布戰爭後的英屬時期，包括“窮白人”在內的布爾人勢力仍然主導著南非政治，獨立後更是如此。到處都可以看到英布戰爭的紀念碑，布爾人不斷宣傳，說講英語的人以前曾經欺負過我們，現在還要欺負我們，現在欺負我們的表現就是要對我們強加人權觀念，強迫我們提高黑人的人權。布爾人(自稱為阿非利堪人)認為這是一種外來干涉，抵抗殖民主義就表現在他們要拒絕這種干涉。
當時的南非總統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稱，我們的人民同殖民主義作鬥爭比非洲其他人更早，這些殖民者的後裔現在卻干涉我們的內政，強迫我們按我們敵人的方式去理解種族隔離制度，我們絕不屈服！我們要創造一種新的制度，但絕不搞他們建議的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因此，布爾人壓迫黑人，堅持自己的種族優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義、獨立自主和拒絕他人干涉內政的所謂正義性。為了堅持他們的種族特權，他們可以退出英聯邦、蔑視聯合國，斷絕南非荷蘭裔教會與宗主國教會的關係，與國際社會叫板。
早在1834年，英國殖民當局在南非廢除黑奴制，布爾人就視之為奇恥大辱，他們認為黑人就是應該當奴隸的，英國人廢除黑奴制，是對他們的蔑視。1910年成立南非聯邦時，當時布爾人通過憲法剝奪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權利，比如英國殖民當局允許黑人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布爾人就取消了，然後一些黑人組成代表團到倫敦去請願，要求英國議會阻止布爾人所做的這一切。布爾人就說這些人是英國人的走狗，是“南非姦”，是在幫助英國人干涉南非的內政。
1930年，南非主管土著事務的部長霍洛維聲稱，美國人的黑白一體化政策是失敗的，不能把這種失敗的種族政策強加給南非。1960年2月，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訪問南非，在議會發表了著名演講《變革之風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變種族隔離制度。在布爾人中引起了強烈的憤怒，認為英國人干涉內政，當年10月布爾人佔多數的南非白人議會投票宣佈脫離英聯邦，廢除英國女王象徵性的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國。
南非宗教中也有這樣的問題。南非英語白人建立的英國聖公會是比較反對種族隔離的，他們甚至選出了一個黑人大主教圖圖。但是南非的荷蘭白人教會歸正會支持種族隔離，甚至對荷蘭本土歸正會的反種族主義態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門戶，斷絕了與後者的關係。
南非的英語白人之所以在種族問題上比較開明，是因為在當時的南非白人中，英語白人大部分人從事工商業，也就是當老闆的比較多。而荷裔的白人叫布爾人，布爾是荷蘭語農民的意思，他們傳統上是農民，比較排斥工商業，他們進城之後絕大多數是窮白人。窮白人搞工商業競爭比不過英語白人，打工又競爭不過黑人。因此這些人特別需要有特權來保護，他們特別希望有一種制度能夠提供大鍋飯，能夠把被認為是進城跟他們搶飯碗的黑人排擠到底層。這就使他們在種族問題上變得比英語白人要更加頑固。
正因為這樣，當時的黑人解放運動，對英語世界也懷有好感。曼德拉就曾經自稱是親英派，他說：英語對於布爾人來說是一種外來語言，但是對於我們來講，是一種求解放的語言。1941年羅斯福、丘吉爾頒布《大西洋憲章》，強調普遍人權，布爾人對此嗤之以鼻，但非國大則深受鼓舞，立刻把文本搬來，發表《非洲憲章》，呼籲給予黑人普遍人權。而南非的英國聖公會更是成為黑人基督徒的抗爭基地，產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圖圖等精英。
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又一個理由是文化差異論，否認普遍人權，主張白人的人權標準不能適用於黑人。南非御用學者宣稱，如同保持種族生物特性一樣，保持民族認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權利是最基本和首要的人權。按照他們的說法，黑人低人一等、白人高人一等，這就是種族特徵，保持這種種族特徵就是最重要的人權。據說黑人也希望保護自己的文化特性，實行種族隔離有利於保持黑人文化。只有把黑人和白人隔離起來，才能保持和發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傳統”，“發展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南非在布爾人掌權之後，廢除了英治時期的土著地區議會，強制恢復了傳統的酋長制度為主的班圖斯坦制度。
南非為了保護布爾人的特權，在經濟領域搞了很多維護布爾人特權的國有經濟。南非布爾人當老闆的比較少，在自由雇傭的條件下，又競爭不過黑人勞工，因此需要有一個很龐大的國有部門去吸納布爾人就業，這是南非國有部門佔比重很大的一個原因。
有人調侃說，南非搞的是“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對白人來說，南非是一個福利國家，各種福利那是相當不錯的，但是它是建立在黑白對立的基礎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非的特徵就是白人和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達，南非的白人內部比較平等，黑人內部差別也不大，但是黑白之間的差別非常之大。在改革之前，中國也有很類似的現象，就是城裏差別不大，農村差別也不大，但是城鄉差別非常之大。
如果我們進行縱向的比較，也就是儘管南非黑白差異非常之大，但是南非的黑人勞工進城打工後，比起他們在所謂的黑人家園時，收入還是有比較高的增長，即使是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是南部非洲各國黑人打工者的集中輸入地，南部非洲的很多國家都有大量的勞工跑到南非去打工，如莫桑比克、馬拉維、津巴布韋等國，都有超過1/3乃至一半的勞動力跑到南非打工。這一現象說明，南非的黑人勞工儘管處境非常之差，但是比起周邊的國家來說，還是要富裕一些，所以這些人才願意來打工。
這些進城市打工的黑人，南非當局把他們叫做“流動工人”，這些黑人打工者隨時攜帶的通行證，稱為“Dom Pas”，白人警察在城裏一見到黑人就查證件，如果沒有就強制收容審查。南非黑人當時的抗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議黑人通行證制度。南非的黑人證件辦理是不花錢的，這和我們進城農民辦理的三證有很大的區別。
南非的流動工人和有序城市化
由於流動勞工政策，造成了南非的一個現象———逢年過節有大批的黑人勞工要回家，在南非的黑人居住區索韋托，有一個據說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車站，每到聖誕節前後，有大量的勞工要返鄉，會出現一個很熱鬧的景觀。一些南非朋友告訴我，現在聖誕節回去過節的勞工，主要是外籍勞工了。因為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後，南非本國的黑人勞工80%已經在城裏安家，已不必再每年捲入這種所謂的民工潮裏了。
南非的黑人勞工即使在流動時期，雖然白人不希望他們在城裏安家，但是他們實際上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力圖在城裏建立各種各樣的社區。當然這些社區在白人眼裏都是很不高尚的社區，都是屬於類似于貧民窟的社區。絕大多數的黑人勞工他們都在打工地附近安了家，當時南非白人不讓他們進入主城區，但是在城外劃了一片地方讓他們安家，這就是約翰內斯堡西南25公里的索韋托。
在索韋托以家庭方式居住在貧民區的黑人勞工，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前佔80%，而以單身勞工方式居住在集體工棚的，大概佔20%。普遍認為居住在單身宿舍無法安家的單身勞工，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比在貧民區安家的那些勞工的地位更加低、處境更壞。在過渡時期，南非出現嚴重的部族衝突，死了上萬人，當時說衝突是由於科薩人和祖魯人的部族矛盾，後來學者認為，其實所謂的部族矛盾包含了利益訴求的區別，實際上就是處境更差的集體宿舍勞工，與在貧民窟可以安家的那些勞工之間的利益矛盾導致的。
南非的土地制度也一直存在著英國傳統的私有制和布爾傳統的國有制的衝突。19世紀英國人在治理開普殖民地時期，曾一度推行過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允許黑人購買和擁有土地，但是這一政策惹怒了布爾人，進行了強烈的反對，為了安撫布爾人，英國人妥協了，後來南非實行的仍然主要是布爾人的制度。其中著名的就是1894年的格倫格雷法，規定黑人實行部落傳統下的份地制，實行所謂的平均地權，規定必須保證黑人家庭擁有份地，但是份地不得超過10英畝，一家不得擁有多份，而且份地不能買賣。白人規定這種制度，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黑人由於土地買賣而變為無地農民，是為黑人著想，其實誰都知道，這是為了白人圈地著想。
1913年、1936年南非又兩次通過了土地法，最後形成了一種“二元土地制度”。在最終實現白人國家所有的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會內部基本上按照英國傳統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上的私有地權制度，但另一方面，對黑人卻強化了部落集體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僅禁止黑人白人之間的土地交易，在黑人內部也只承認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認私有制，限制個人對土地的權利，限制個人的土地擁有量。
對白人當局來說，實行這樣的土地制度有兩個好處。第一，實行這一制度，白人當局就有理由說黑人在所謂的黑人家園裏，是保留有退路了，因此城市可以不對他們開放，城市只要出現危機，出現經濟蕭條，就可以把黑人勞工趕回去，因為他們反正可以回去種地，失業也不是問題，社會保障也不是問題。第二，雖然黑人的份地是屬於集體的，但國家高於集體，國家要圈土地，集體沒有任何抵制能力。因此，這個制度給白人圈地提供了非常優越的條件，使得白人城市的基礎設施搞得很好。南非的城市很漂亮、高速公路修得很多，都與這些制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南非的這一“優勢”，是歐美國家所不具備的。在經濟繁榮時，可以讓流動工人大量進城賣苦力，一旦遇到蕭條，就把他們視為城裏多餘的人，進而把他們趕回所謂的黑人家園，讓他們靠狹小的部落份地生活，以此一次一次把危機的打擊轉嫁到他們的身上。這種流動勞工加黑人家園部落所有制的設計，就是所謂有序的城市化。南非的一位專家湯姆林森就曾經論證過，美國的城市化就是無序的城市化，美國沒有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因此黑人大量涌入城市，芝加哥、底特律等黑人都是佔一半人口以上，造成城市臟亂差，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很糟糕、很失敗的案例，南非絕對不能這樣幹，南非要做自己獨創性的體制，就是要把黑人管住，只讓他們來打工，不能讓他們在城市定居，這樣的制度就是所謂有序的城市化。
在有序城市化的條件下，南非不允許黑人在城裏定居，但是卻需要黑人打工，黑人不能定居的理由，就是如果黑人在城市裏定居，就會形成貧民窟。但是時間長了，黑人安家的趨勢還是無法阻止，他們就在約翰內斯堡城外劃了一片地方，讓流動工人在那裏蓋房子，這就是所謂的索韋托(Sow eto)。它本是“西南鎮區”(South WestTow n)的拼讀，但一些黑人卻有另外的解釋：索韋托就是SoW hereT o，“那麼我們去哪兒呢？”顯然，白人不準他們到別的地方。
因此就出現了一個很鮮明的對比，一大片的棚戶區組成的索韋托和全是華麗的建築構成的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號稱是南半球最美麗的城市、非洲花園，而索韋托是人口高達100多萬的龐大棚戶區，是世界著名的所謂問題社區，不單在政治上是黑人反抗運動的根據地，同時社會秩序也比較差，是犯罪率很高的一個城區。
民主化之後，這種現象很快得到了改變，一方面索韋托的公共設施在民主化時期有了很大的改善，索韋托不再是那麼簡陋，不管是黑人的住宅，還是各種公共設施，都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黑人可以進入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在有些人看來就比過去要臟亂差了，有些人說原來的約翰內斯堡像北京，現在的約翰內斯堡有一點像是馬尼拉了，但是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呢？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判斷。
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大城市是沒有貧民區的，原因是不允許黑人進入，只能住在索韋托，不能住在約翰內斯堡。但是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就有大量的窮人進入大城市，在城市裏出現了一些露宿街頭的人，就出現了一些棚戶，還出現了窮人乾脆佔據空房的現象，出現了治安和臟亂差一類的問題。這一類問題，使得現在的南非大城市比起種族隔離時期要更像拉美(據說拉美大城市的特徵就是城裏有大片的貧民區)，但是這並不是我們所講的拉美化，因為拉美化是沒有走出種族隔離制度這一背景的，而南非出現的這些問題，其實是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的一個暫時的現象。
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城市裏很乾淨，治安也很好，但是這是以種族隔離為代價的。我發明了一個名詞，把這種狀況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說它是在沒有遷徙自由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漂亮城市，這種漂亮城市的背後是對黑人人權的剝奪，因此它比拉美還要落後。而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的民主化階段南非雖然出現了暫時的城市治理困難，可以叫作“類拉美化”吧，但與“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還是進步了。今天南非社會的共識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難只是他們進步過程中的問題，要解決這種問題，但絕不會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的狀態，儘管南非在那時曾經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對於大多數人即黑人而言這並不是他們的城市，也不值得他們自豪。
按照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當局的制度設計，“流動工人”應該是在城裏打工，把家留在農村，他們在農村的家庭，白人當局起了名稱，原來叫班圖斯坦，後來叫“黑人家園”。南非的“黑人家園”理論是1956年通過所謂的湯姆林森考察團的報告建立的。當時南非的一個農學教授湯姆林森率領一班學者搞了個調查，認為南非工業化造成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如果不採取措施制止，到本世紀末都市黑人人口將達到1500萬，那麼就會出現美國底特律、芝加哥式的現象，他們以美國作為反面的案例，說這種無序的城市化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像貧民窟、臟亂差等等。因此他們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讓黑人和白人“彼此獨立發展”。但是這個報告也說，黑人只務農其實也過不下去，因此要在黑人居住區實行工業化。湯姆林森報告說，如果不為黑人在自己的居住區提供發展機會，那麼我們的計劃就會失敗，因此要實行所謂的投資點和工業分散化計劃，也就是在黑人家園搞離土不離鄉的鄉土工業，讓黑人就地在那裏工作，不要進城，進了城也不要在城裏安家。
白人當局還說，黑人家園可以保護黑人的優秀傳統，維持酋長制度，不要學白人搞什麼民主。當時黑人維權運動對此是強烈反對的，曼德拉對這個計劃有激烈批評，他指出：儘管湯姆林森報告中關於發展黑人區經濟、改善民生的說法並非一無是處，但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於阻止黑人定居城市，因此從總體來說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進城定居是窮人的權利
大家都知道，雖然南非實行了這一計劃，但仍然無法遏制黑人進城安家的潮流。南非所謂的黑人家園，在10多年前就已經逐漸成了一個留守人口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婦女、小孩，而青壯年都進城打工了。但是南非當局希望通過振興黑人家園計劃，使得南非的黑人能夠回流農村，即使不回流，也希望由此只在城裏暫住，等到打工到35歲就回到黑人家園靠部落集體所有制養老了。在種族隔離制度的最後20年，進行了相當大規模的投資。正如湯姆林森報告所講的，如果在黑人家園裏沒有出路，黑人仍然是要涌入城市的，因此要實行黑人家園制度，就要使黑人家園有所謂的復興。於是通過國家投資，在黑人家園蓋了很多公共設施，蓋了一些居民區，搞了很多那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為了使黑人家園對於黑人有約束力，南非從1974年開始，還千方百計地讓這些黑人家園獨立。因為南非畢竟還是有一點西方的傳統，如果是本國的公民，不讓他們在城市定居還是說不過去，他們也不能明目張膽實行一種另類的戶籍制度，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讓這些黑人乾脆成為外籍勞工，如果這個黑人家園獨立成為單獨的國家，那麼黑人勞工的問題就比較簡單了，他們就成為外籍勞工，只能在這裡打工、不能安家。
為了這一點，南非的國家公共財政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後期，他們對黑人家園的補貼非常之大，1988年到1989年財政年度，南非政府對10個黑人家園的財政補貼總額超過69億蘭特，而下一財政年度更達到85.1億蘭特，增長非常快。按照當時的比價，相當於34億美元。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就相當於60億美元，按照黑人家園的總人口平均，每人達到380美元。
但是，南非國家財政對黑人家園建設投入的效果卻很差，因為它的初衷不是為了改善黑人權益，達到種族平等，而是借助傳統專制酋長來約束黑人，使之留在農村，使城裏的打工黑人變成外籍勞工，而失去在城裏安家定居的資格，將35歲前住單身工棚、35歲後回鄉終老這樣的一種狀態固定化，甚至借助傳統力量讓城居黑人倒流回鄉，而不給白人城市添麻煩。正是由於這種制度設計是出於這樣很不正常的目的，因此這些形象工程花錢多、效果差，被很多白人納稅者視為很大的負擔，這種負擔也是他們在種族隔離制度後期改變態度，傾向於支持取消種族隔離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與其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實際上還是攔不住黑人進城的潮流，還不如乾脆讓他們進城。
一方面南非將黑人圈在索韋托這樣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城區還是出現黑人住宅區，當時的南非政府就採取驅逐政策，就是所謂的清除貧民窟。南非在經濟發展時期曾經出現過很多這種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其中在50年代出現的索菲亞頓事件是最有名的一次。
最近姚洋先生說貧民窟意味著窮人進城“侵犯產權”。我不否認一些民主國家對窮人“私搭亂建”相當寬容。但是那些“低人權國家”則不然，他們的暴力“城管”顯然侵犯人權，而用城管方式“清除貧民窟”才真正是侵犯產權。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怎麼可能讓黑人“私搭亂建”？那裏的黑人貧民區應該說都是在尊重產權的基礎上形成的。約翰內斯堡市內的索菲亞頓本來是一塊給窮白人蓋的廉租房小區，完全是合法的，但是蓋起來了之後，白人當局認為標準太差，做白人的廉租房不夠格，因此市政當局拒絕提供市政支持，沒有給它投資建下水道等等。開發商不願意浪費這筆錢，就把房子賣(租)給了黑人打工者。這完全是正常的產權交易，並沒有發生所謂黑人佔地亂建的事。但是後來，因為那裏離市中心比較近，只有4英里，屬於三環內甚至二環內吧，白人當局認為這塊地皮被黑人佔據太可惜，於是實行了“清除貧民窟”計劃，把上萬黑人趕走，造成非常嚴重的事件。著名南非影片《鼓》就是講的這件事。
在南非黑人解放運動中，黑人領袖都非常強調黑人貧民區存在的權利。儘管貧民區本身條件就非常差，但是連這樣的地方都不讓他們住，就更加不人道。曼德拉就曾描述過約翰內斯堡的亞歷山大貧民區，那裏設施簡陋，治安也很糟糕，但曼德拉強調說，白人當局的清理貧民窟，要比貧民窟本身更不人道。非國大領導了貧民窟黑人的反拆遷鬥爭。曼德拉說：“儘管亞歷山大的生活像地獄，但這裡也是一個致富之地，黑人可以在這裡積累私有財產，經營自己的產業，黑人不必向白人的城市管理當局磕頭。亞歷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見證了我們的人民衝破約束、成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歷程。為了讓非洲人留在農村，或是在礦上打工，白人政府堅持認為黑人本質上就是農村人，不適合城市生活，亞歷山大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卻戳穿了這種無恥的謊言，亞歷山大的居民來自各個非洲部落，完全適應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識，城市生活有利於抹掉部落之間、種族之間的隔閡”，因此曼德拉說亞歷山大是黑人的希望之地。
當然曼德拉絕不是說黑人就該住得這麼差，但這是國家之過，不是黑人之過。國家不能提供廉租房已經該罵了，黑人自己搞個“窟”你還要驅逐他，這真是太過分了！
總之，南非是靠欺負黑人實現的經濟高增長。但這種狀況到上世紀80年代以後，就難以為繼了。一方面是維護這種狀態的成本越來越高，包括黑人家園的建設都是非常花錢的，效果也不好。二是這種制度安排的成本越來越高，國際社會對這種事情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而且這種用“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化經濟中增加“競爭力”的體制，本身也會帶來嚴重問題，這就使該國的消費市場極其狹窄，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非常高。
由於這種種的原因，南非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變了這樣的狀況，民主化進程就變成了一個難以阻擋的潮流，最終發生了1994年的南非變革。關於1994年以後的南非變革，我覺得還有無數的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關於這一點，今後我們還可以討論。
（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僅供學術參考，其中觀點僅代表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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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