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底，自南方始，新一輪“思想解放”呼之欲出。
究其原因，是近年來對改革開放又出現不同聲音。一種觀點認為，改革共識破裂，市場化改革帶來禍害。在這一背景下，“解放思想”突然成為政治熱詞。
2007年12月，新到廣東上任的中共省委書記汪洋告誡廣東官員，“必須認識到，再不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用改革創新來解決這些問題，廣東排頭兵的位置將難以自保，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將難以實現”。此前的中共十七大，“解放思想”被反復提及並被著重強調；今年“兩會”，總理溫家寶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對“解放思想”又作出回應，他說解放思想“將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國現代化的成功”。
循著這一脈絡，不難看出新一輪思想解放“不僅僅是一次地方性政治事件”。它有著深厚的背景，呈現出中央與地方相互呼應之勢。把這次“思想解放”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我們有問題需要回答，這一次“思想解放”，要解放什麼？能否觸及當前改革的真命題？
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幾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脈相承的主題，那就是擴大社會和民眾的自主空間。解放思想實質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擴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自由。實踐證明，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
人們普遍認為，30年改革開放，經歷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針對兩個“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資”之爭；始於廣東的、被媒體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對像是什麼，多數黨建學者給出的答案是，阻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和觀念
這是一些不太容易注意到，或者，容易被忽略掉的細節。
3月16日的廣州北京路新華書店，眾多煲湯、養生、健身類圖書中，兩本書被擱在正對大門的書架上，顯得有些特別——分別是《思想大解放，推動大發展》和《我們是光榮的排頭兵》。
“思想解放”和“排頭兵”，正是近期廣東政府、專家智囊和媒體最常用到的關鍵詞。
這個時節的廣州，二十多度的氣溫足以讓街頭洋溢著初夏的氣息。因為這個城市的春天很難在細枝末節上讓外人感受得到，所以每一種萌動都相對含蓄。
關飛進，廣東省委宣傳部幹部，這個春天正因“解放思想”忙得焦頭爛額。到北京開“兩會”，除了給一些報紙撰寫專欄，他還忙裏偷閒參加了一些媒體主辦的“思想解放討論會”。
總結全省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第一階段“學習宣傳”的成果，是廣東省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人員手頭上最忙的事；專家智囊們也樂於參加各類研討會、接受採訪。閒著的時候，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丁力會在自己辦公室就打造粵港澳轉型合作試驗區做自由思考。
各家報紙的時評版編輯每天下午都要開編前會，第二天報紙上的社論該怎樣評論“解放思想”，是他們每次討論的重點。
已經為人所知的是，被媒體和專家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背後的操盤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但令外界不解或者引起聯想更多的是，這次“解放思想”活動為何發端于廣東？我們需要解放什麼樣的思想？
地方性政治事件？
十七大以後，倡導解放思想，汪洋並不是唯一
按照中共廣東省委一位幹部的敘述，汪洋在廣東第一次闡述“解放思想”，是在2007年12月1日就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大會上。
汪洋的原話是，“改革開放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也靠改革開放起飛；靠改革開放贏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開放開創未來。說到底真正約束科學發展的是我們自己。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首先必須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
坐在台下的一些廣東官員吃了一驚，當下就意識到：“汪洋書記可能想幹事了。”
之後的12月19日，汪洋到廣東省委宣傳部調研。在寒暄中，他說是來“認認門，認認人”，但話鋒一轉，還是佈置任務“派了活”。汪洋派的“活”是，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以後，全省要開展一次解放思想的學習討論活動，省委宣傳部要牽起這個頭。
據當時在場的一位幹部回憶，汪洋談起去北京開會的路上，翻看陳開枝(1992年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後為廣州市副市長)寫的《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不禁激動起來了”，慨嘆當時廣東出了很多改革開放的先鋒人物和新鮮經驗，“而現在還有多少”？
汪洋連續向眾人發問：“經濟社會發展到現在，在發展的問題上有沒有‘兩個凡是’？哪些是影響我們科學發展的‘兩個凡是’？”發言終了，汪洋強調“學習討論活動必須落腳到實際工作上”，討論要促進改革創新的決策。
坊間一些政治學者認為，“解放思想”並非地方官員心血來潮，這與自2004年以來，一些否定改革的論調不斷回潮有關。這個背景是，有人認為改革共識破裂，市場化改革帶來禍害，聲音不弱。
可供解讀的另一個背景是，號召“解放思想”，並非第一次出現在汪洋的從政生涯中。
33歲就出任安徽銅陵市代市長(後任市長)的汪洋，曾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之一，一度被稱為“娃娃市長”。 1991年11月14日，市長汪洋在《銅陵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醒來，銅陵！》，呼籲“必須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陳腐、封閉的思想觀念開刀”。
來廣東之前，汪洋主政重慶，也曾提出過“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十七大以後，倡導解放思想，上海市長韓正、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都曾經有過表述，汪洋並不是唯一。
但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廣東，汪洋再次亮出“解放思想”這張牌，還是引起外界的諸多揣測，至少不會簡單地將其解讀為僅是一場地方性政治事件。
《日本沉沒》與“排頭兵”
汪洋欲以充滿憂患意識的《日本沉沒》來喚醒廣東
再次在正式場合提及“思想解放”，是2007年12月25日，中共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
“省委工作報告”結束後，汪洋作了題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努力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的講話。
在這次“解放思想”的主題發言中，汪洋出人意料地提到了電影《日本沉沒》，他還帶來了一本書、一份報告和一張報表，展示給眾人。分別是：《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2007年廣東省區域綜合競爭力評估分析報告》《珠海市經濟分析報表》。
“語出驚人”，有與會者評價汪洋當時的發言。汪洋說，廣東要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就必須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要“以當年改革開放初期‘殺開一條血路’的氣魄，努力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上闖出一條新路”。
“殺開一條血路”之餘，汪洋欲以充滿憂患意識的災難電影《日本沉沒》來喚醒經濟總量連續23年居全國第一的廣東，不能因為長期抱著“總量第一”的“金字招牌”停步不前。
這次會後，廣東成立了全省“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領導小組”，汪洋親自任組長，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黃華華任副組長。
多次旁聽小組會議的關飛進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汪洋書記是實幹的人，“講解放思想都落在了實處”。
12月30日，廣東省委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的《通知》下發到全省各地各部門。
文件顯示，討論活動從2008年1月持續到5月底，經歷三個階段：1月初到2月上旬，學習宣傳，營造輿論聲勢和社會氛圍；2月中旬到3月底，討論調研階段，查找問題，提出思路對策；第三階段是4月到5月底，用於決策部署，總結形成制度設計，要取得政策性的成果。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與多年前的兩次“思想解放”不同，新一輪思想解放在發動上越來越緩和，“越來越在取得更多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只是，處於思想解放中心區的多數幹部對這次思想解放的“著力點”還有疑慮，缺乏方向感。
“要允許領導講錯話”
這句話第二天迅即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
為找準“方向感”，接下來的幾天，廣東省直部門連續召開三次座談會談解放思想體會。
省委常委、副省長每人也確定了一個學習討論活動聯絡點，定期到聯絡點指導推動。汪洋的聯絡點在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東莞，省長黃華華的點在離廣州很近、經濟卻相對落後的清遠。
2008年1月5日，汪洋到粵東三市揭陽、潮州、汕頭考察。
汪洋在考察中作了講話。一位接近汪洋的幹部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汪洋講話時談到當前解放思想本身也存在著認識障礙，人人都認為有必要解放思想，但人人都認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講起解放思想振振有辭，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著眼于“上項目、抓速度”。
汪洋的話點到了一些地方幹部的痛處，“新瓶子裝舊酒”是汪洋對一些幹部工作方式的批評。其意是，解放思想成了標簽，工作思路沒有變化；認識到影響科學發展的問題，但沒有想到通過解放思想，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政策措施，沒有把解放思想落到實處。
這位幹部稱，粵東講話“極大地觸動了地市一級領導幹部的思想”。這位幹部沒想到的是，“更大的觸動”發生在一週之後。
1月16日，政協第十屆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各界別委員代表座談會上，汪洋說：“要讓領導同志講真話不講套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有感而發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就必須允許他講不準確的話，或者是允許他講錯話！”
“要允許領導講錯話”第二天迅即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繼而引起了正反兩方的爭論，爭論一直持續到《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來到廣東。
春節過後的2月15日和3月1日兩個整天，汪洋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省級四套班子的領導幹部聚在一起，交流繼續解放思想、推動廣東科學發展的體會。
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了解，這次“解放思想”的最終結果是出臺三個文件：一個是《廣東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的決定》，另兩個分別是體現科學發展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考核體系》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評價辦法》。
不僅僅是學習體會和交流，在直接關係GDP發展模式及官員政績的評估考核體系上，廣東的“解放思想”看來要動真格了。
“他要推出重磅炸彈了”
《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這本書變得非常熱門
“我算是知道什麼叫‘洛陽紙貴’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導丁力笑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只印了一千冊的《2007年廣東省區域綜合競爭力評估分析報告》，現在一本不剩。
2007年12月，作為廣東省委交給廣東省社科院的年度常規課題，丁力將這份報告送報新上任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丁力記得很清楚，週五送報，週一就批示回來了。汪洋在批示中表示 ，首先對報告的基本判斷和認識表示同意；其次，馬上要開省委全會，要掀起解放思想高潮，要求社科院認真準備、積極參與。
“我們知道他要推出重磅炸彈了。”丁力說，後來這個報告被要求印刷800份，作為會議材料，在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派發，每個與會代表人手一份。其餘兩百冊，也陸續被各部門的領導幹部要走，丁力自己手頭一本都沒有。
汪洋提到，廣東目前存在“社會事業滯後、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這些市場化改革累積起來的問題，多數學者認為，這些就是“重磅炸彈”的主要“攻擊對象”。
丁力自2002年從浙江大學來到廣東，接受當時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佈置的一個課題——“廣東區域綜合競爭力”的研究。這課題一做就是六年，讓他有機會長期系統地以廣東經濟社會發展作為樣本，對廣東的發展作出理論解釋。
據丁力了解，在全會之前的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上，汪洋跟委員說：“這份報告的25到57頁，你們要好好看一看。”這一部分是“廣東競爭力分析”和“對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判斷”。
另一本書突然也變得搶手，因為汪洋在幾次重要場合提到，這本陳開枝寫的《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熱了起來。廣東省委宣傳部一位幹部在辦公室裏找了一圈，抱歉地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原來廣州市政協送了一百多本給我們，現在全被要走，真是一本也沒有了。”
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讓很多廣東幹部聯想起上一次“解放思想”的歷史：《春天的故事》《彎彎的月亮》《濤聲依舊》等歌曲傳唱大江南北；電視劇《情滿珠江》在中央電視臺熱播；“首次廣州流行音樂研討會”舉行??
廣東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周建平向《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起鄧小平南巡後，廣東文化界思想解放、百花齊放的1994年，仍然激動。
新一輪“思想解放”如何落到實處？哪些領域最需要解放思想？多數廣東幹部一時間無法給出準確的答案。
“嶺南十拍”與“七論思想解放”
“我們的報紙敢發這樣的照片，
我覺得是解放思想的表現。”
《新快報》編委溫建敏注意到，新來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很早以前就在關注廣東，“他在十七大之前便做了很多準備，大量研究了廣東的材料”，“所以談起廣東的發展，頭頭是道，數據翔實，令人嘆服”。
溫建敏透露，起初廣東各家媒體拿捏不住“思想大解放”的內涵，一時間報道紛紛，卻多流於空泛。
3月18日，《廣州日報》副總編輯顧澗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廣州日報除了按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要求做好相關新聞外，還策劃了一系列報道。理論版策劃了“解放思想系列專題”，其中一篇名為《解放思想著力處理好五大關係》的文章見報後，汪洋親自打電話到報社表揚。
春節前，汪洋和省長黃華華通過廣東的主要網站給網民拜年，還發表了《致廣東網民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說，網民的意見和建議“成為了支持我們決策的重要基礎”；“對於共同關心的話題，我們願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對於我們的工作和決策中的不完善之處，也歡迎大家‘拍磚’”。
有的網站隨即推出了民間參政議政互動欄目——“捎給汪洋書記的話”。2月29日，《南方都市報》將最具建設性的十篇精華帖子集結成篇，出版專刊，取名“嶺南十拍”。
在當天召開的全省領導幹部會議上，汪洋說要廣泛發動全社會參與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充分利用好網絡這一新載體、新空間。他順手將特刊中“十拍”的主題都念了一遍。
“你們磚拍得不錯！”北京“兩會”期間，汪洋看到《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就說，他還特別提到了“十拍”中的第一篇《南粵十一問，個個待破題》，當場表示“這十一問，每一問我們將來都要做答覆”。
“沒有框框，很容易跟大家接觸。”《廣州日報》副總編輯顧澗清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談起他對汪洋的印象。 他還清楚地記得，“兩會”期間南方日報頭版刊發的一張照片給汪洋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同志到廣東團與會時，仰天長笑。
“我們的報紙敢發這樣的照片，我覺得是解放思想的表現。”汪洋對一眾廣東記者說，遺憾是發稿量太大，不能一一盡覽。
在媒體的各種報道評論中，影響最大的是《南方週末》的“七論思想解放”。以“關山”筆名發表一論、三論和六論的關飛進，在北京還被幾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詢問，《南方週末》這“七論”有沒有官方授意？
“絕對沒有！那是《南方周未》的‘自選動作’。”關飛進回答。
這篇《解放思想從哪殺出血路來——論“解放思想”》的評論，引起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注意，他不僅作出了批示，還在解放思想領導小組會議上念了幾段。
會上，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林雄說，這是我們宣傳部的幹部寫的，“關山”是他的筆名。
汪洋問，他在不在場？
林雄示意關飛進站起來。
關飛進因為剃了個光頭，顯得十分尷尬。
“汪書記肯定這篇文章，我感到有點意外，我還擔心文中的觀點太解放了呢。”關飛進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
新形勢下如何解放思想？
《一論“解放思想”》給出的回答是：營造一個“寬厚、寬容、寬鬆”的輿論環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務。思想本來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無罪，自然言無不盡。而一部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一旦言無不盡，人類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導入社會治理之中，從而為社會健康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保障。
解放思想“破”什麼
這次思想解放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觀念問題，而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體制機制的創新
在東莞的一家工廠裏，一隻旅行箱的成本是9美金，出廠價僅為10美金。到達香港總部後，沃爾瑪出價20美金將其拿走。貼上沃爾瑪的標簽，價格那一欄為:40美金。
這是珠三角傳統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生產製造環節利潤最低，卻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勞動力低成本等重負。
“解放思想要從傳統發展觀中跳出來，形成新的發展思路，這是解放思想的最核心問題。”丁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廣東轉型問題凸現的速度比專家們預想的要快。廣東長期依賴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勞動力、土地、原材料、人民幣匯率、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勞動合同法實施，推動著企業成本快速上升，承受不住的企業已經搬走。
丁力認為，汪洋在這個轉捩點上走過來履新，他面臨的挑戰就是怎麼通過解放思想，來為廣東下一步的發展尋找答案。
據他了解，汪洋對競爭力報告中的一個觀點很感興趣：粵港合作除了兩地政治、關稅制度保持不變，其他制度應該統一起來。
“現在香港的優勢在某些方面恰恰是制度的優勢。解放思想應該落實到制度創新，最後應該落實到打造粵港澳轉型合作試驗區。”丁力說。
關注體製革新的不止丁力一人。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李明華在“解放思想——南粵先賢給予時代的積極啟示”研討會上發言說，解放思想要否定文化保守主義和體制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就是排斥普世價值觀，體制保守主義就是維護現有利益格局的行政體制、管理體制。
現實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意向老百姓、向市場讓渡自己的權利。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的多數政治學者承認，從這個角度講，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顯然只會來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眾。
年前雪災，廣州市民捐獻了大量衣物給火車站滯留人群，但政府機構和有限的幾個慈善機構來不及消毒處理、及時發放，衣物堆積成山，火車站居然找不到地方放，不得不臨時動用了幾個貨艙。
眼見這樣的情景，李明華深感，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解放思想就該開放社會管理，這些事都應該讓NGO去做。他透露，廣州市“兩會”期間，市民政局表示，今後慈善事業恐怕要更多發動社會資源。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廣東作了一週的走訪，受訪的絕大多數廣東幹部覺得這次思想解放跟前兩次“不太一樣”。
對這種“不一樣”，一位廣東省委幹部的總結頗具代表性：其一，這是網絡時代的解放思想，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只能以理服人；其二，老百姓對改革的社會承受力大大提高，博弈、共贏的意識大大加強，比以前要理性多了；其三，從上到下都有共識，不解放思想，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
“這次思想解放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觀念問題，而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體制機制的創新。”這位幹部稱。
利益如何調整，體制如何創新？被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在廣東仍然開展得如火如荼，最終能取得什麼樣的結果，絕大多數人都在渴望中期待。 (周華蕾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網絡版）
（編輯：林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