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歷來是共產黨人進行社會動員的有傚法寶。廣東前段開展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備受關注。毫無疑問,討論對於最大程度地凝聚黨內乃至全省人民的共識,對於破解制約廣東實現科學發展的難題,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社會和諧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解放思想畢竟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歷史性、現實性和理論性命題,全面科學地把握其意義,需要我們加以深入的思考。
必須重視對解放思想價值維度的思考
提出重視解放思想的價值維度的思考,就是要求能夠明確究竟為什麼而解放思想。這次解放思想大討論是發生於全黨全國人民努力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大背景下的。根本的目的在於推動發展觀念的轉變,破解制約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難題,促使廣東更好地擔當起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角色。根據這一理解,把握解放思想的價值維度,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重鑄發展觀念。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出於對國家儘早擺脫貧困的迫切期待和對國際政治經濟激烈競爭的焦慮,我們普遍接受了“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觀念,並把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作為實現發展的重要手段。可以說,市場經濟機制的引進,為我國的發展注入了不竭的動力。但是市場經濟自身固有的弱點和局限性,以及國家管理的滯後,也造成了許多發展上的困境。廣東社會發展出現了像汪洋書記所說的五大突出問題:經濟發展較快,但發展不夠全面,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管理相對滯後；經濟總量大,但發展方式仍然粗放,經濟結構不夠優化,資助創新能力不強；城鄉區域發展有了新的進步,但發展不夠協調,發展不平衡狀況有待改善；資源環境保護得到加強,但可持續發展壓力較大,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依然趨緊；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民生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有待提升。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人們發展觀念的轉變。圍繞著科學發展而展開的解放思想,必須切實關注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新思路。
第二,矯正物化取向。科學發展觀傳遞給人們最為溫馨的信息是強調“以人為本”為這個發展觀的核心。這是對於市場所固有的物化和非人化傾向的合理矯正。物化和“非人化”是市場經濟的邏輯。在市場的邏輯中,人是不會被當作人來對待的。人是什麼?是資源(人力資源),是要素(生產過程中的諸種要素之一),是具有某種功能的“人手”(缺乏創造力輸出的體力擁有者)或者“人才”(擁有某種創造力或特殊技能者)等等,這都是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對象。儘管買主可以為購買它而付出較高的價錢,但這僅僅是買主用於創造利潤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種投入。一旦這種要素不能為買主帶來利潤,它們也會像其他應當淘汰的生產工具一樣,被棄之不用。這是人在市場邏輯中極為無奈的表現。另外,在市場的空間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是互為手段的關係。毫無疑問,人們在市場中的活動,總是以自己作為目的的,但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又不得不把自己貶為滿足他人需要的手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此而演繹為互為手段的關係。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尋找到人們之間這種關係模式的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人是目的”這一倫理學上的重要命題相衝突的。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確定為它的核心,這是對發展目的的人性化揭示,更是對人的極大尊重。當然,由於市場的邏輯本質上是物化的,是非人化的,提出以人為本的價值目標,是無法在市場的邏輯中得到滿足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人們既要看到市場這種物化與非人化的傾向,更要努力尋找平衡、制約以至矯正市場這種傾向的有力措施。這一意義上的解放思想,當然是閃爍著人性光輝的。
第三,平衡競爭邏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是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是同質性社會,而是多樣性統一的社會,用古人的話說即是“和而不同”的社會。多樣性社會的形成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誌。而社會從同質性走向多樣性,憑藉的重要手段就是競爭機制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引入。隨著我國走向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也在社會生活中被全面引進。競爭機制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最為突出的就是創造出一個多元發展的繁榮社會,使我們的社會更具現代性特徵。社會“多元”的具備是提出建構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但是,競爭畢竟就是競爭,競爭機制會導致人們通常說的“馬太效應”、兩極分化,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分離與對立等等。這種關係如果失去必要的調節與控制,社會就會由此而出現嚴重的不和諧甚至是動蕩的局面。因此,作為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問題被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當然要面對這種社會建設要求,既要努力防止社會加劇出現不和諧的局面,更要尋找使社會發展不斷走向高質量和諧發展的道路。
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從根本上規定了這次解放思想必須走向以更科學、更人性、更和諧為基本內容的價值維度。
不應屏蔽對“洋教條”傾向的檢討
討論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內容是,我們究竟應該從哪些束縛中解放出來?檢索時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涉及可謂十分廣泛。但是,人們批評“左教條”、“土經驗”,卻屏蔽了對“洋教條”的檢討。而事實上,時下社會發展出現許多嚴重不和諧現象,都與“洋教條”的影響密切相關。
所謂“洋教條”,是一種把西方的某些學說、理論與觀點教條化的傾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界最大的變化是通過引進西方的學術資源,拓展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思想,提高了人們的思考能力,促進了學術上的多元化發展。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正如有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一樣,也有人把某些來自西方的學說、理論和觀點教條化。而且通過各種學術的與非學術的方式,如公共論壇、時事評論,以及大眾媒體的其他方式,進入社會的實踐領域,扮演著強勢的公共理論角色,直至成為左右人們思考的當然前提和評價實踐的流行性標準。
從內容上看,中國時下流行的“洋教條”傾向並非具有明顯的一以貫之的邏輯,但總體上屬於一種較為原始的自由主義思想。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有關政治觀念和政治體制的問題上,這種“洋教條”傾向表現為把西方式的“多黨制”、“三權分立”和政治自由化當作應有範本,並以之去評價和規劃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其突出的特點是把“去社會主義化”作為其基本的立場與主張。例如,它主張中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但反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它熱衷於民主政治,但反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中堅持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的方向。它擁護改革開放,但反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甚至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解讀為實質上是國外的某種主義,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一句話,它基本上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所持觀點相左。當然,社會有與官方意識形態相左的言論存在,能夠提供人們進行思考的多元化信息,這既是社會的福音,也是社會的一種進步。但是,如果我們對於問題的認識不是停留于關注是否為官方的,而是著眼于尋求對中國社會發展真正有益的思想,那麼,我是贊成鄧小平關於中國的改革必須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法的。
其次,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上,主張一種“市場單軌道”的僵化思維。它不僅在經濟上,神化市場的作用,甚至力圖把市場原則引入許多不屬於也不應屬於經濟範疇的領域,如社會、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等,製造了“市場萬能”的神話。而對於一些客觀存在著的市場失靈問題,則或者視而不見,或者努力粉飾,或者乾脆指稱為市場改革沒有到位所致。尤其當政府出臺一些平衡和矯正市場舉措(典型的例子如廣州市政府出臺有關多層次住房保障體系政策)時,常常被扣上改革倒退的帽子。這種視野中的市場已經不僅被神化,而且被極端意識形態化。其實,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但這並非意味著它單一地固守于市場這一僵化邏輯。中國改革開放設計師鄧小平就曾經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顯然,把市場與計劃結合起來的前提,是鄧小平對於兩者作出非意識形態化的理解。這種理解所包含的經驗內涵的豐富性和手段空間的廣闊性,都是“洋教條”所持“市場單軌道”邏輯所難以達到的。
再次,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繫上,固執于古典自由主義的教條,主張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公式。如果不是滿足於從書本中掏學問,而是面對當今世界與中國的實際的話,就會看到固執于所謂“小政府大社會”,是非常不合時宜的。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時常需要擔當有效組織者的角色,以推動國家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戰略。這次富有成效的抗震救災,如果中國真的是一個“小政府”體制,那是不可想象的。尤其中國是採用“非均衡化”的發展戰略的,“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到”(鄧小平語)。目前中國社會正處於矛盾凸顯期,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在善於借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的同時,有效地發揮政府的應有職能,包括“加強宏觀調控與引導,有效解決市場配置資源帶來的盲目性”(汪洋語),積極統籌區域發展,實現區域的共同繁榮,協調經濟與社會各項事業,提高共同福利水平,促進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等等。
解放思想何以才能成為社會的常態?
從事實判斷的方面來看,解放思想歷來都是共產黨人推進工作的思想武器。然而,仔細審視歷次解放思想運動的發生,其共同的特點是,往往發生於尋求重大歷史難題的破解時期,自上而下地推進。這意味著或者政治或者經濟等重大問題,面臨著較大的困擾,也意味社會自身仍然缺乏獨立思考和獨立自主行為的必要活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社會仍然不是一個具有自我調節和自我發展的成熟社會。而且,由於解放思想是要靠自上而下來加以推動的,是否有一個清醒的領導人,就成為問題的關鍵。如果由於種種原因,這樣的領導人尚未登場,歷史就會出現另樣。社會如果長期維繫于這種狀況,將會是十分悲哀和危險的。因此,著眼于我們的社會需要不斷提出解放思想的號召的現實,人們需要深入思考另一個問題就是:思想解放何以成為社會的一種常態?
我認為,當前導致解放思想無法成為社會常態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從微觀角度看,社會成員的整體素質和精神狀態尚未完全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人活在當下並不意味著他就活在現代。現代人的重要特徵,就在於經過現代性的陶冶,具有較強的獨立思考的思維傾向和獨立思考能力。從消極的方面看,這樣的人是較少唯上唯書唯祖宗的。一旦社會造就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並使之成為一種普遍的存在,你要使人們的思想僵化起來,都會是十分困難的。第二從社會宏觀體制看,我們的政治經濟體制還不足以使社會真正成為自主發展的主體。這些年來,學界許多人都在呼喚市民社會的成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希望社會與國家(政府)能成為各具相對獨立的系統,各自遵循各自的邏輯,從而使社會具有“自己發展”的活力與動力。這些年來,國家進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用意之一也在於促使經濟實體能夠獨立的面向和應對市場,擺脫企業成為政府附屬物的狀態,培養在規則的範圍內獨立決策和行動,並獨立承擔這種決策與行動後果的心理傾向。然而,這些都需要一個過程。只要我們的社會仍然需要常常運用自上而下的推進解放思想的方式,就表明我們的這個過程遠未完成。
因此,何以使解放思想成為常態的問題,就至少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努力。
首先,需要繼續大力推進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等方面的改革。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等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經濟體制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原則已經確立,市場經濟的根本制度系統也初步形成,當然,各種相關的配套制度遠未達到完善,經濟實體的獨立法人地位,尤其在實際上如何使經濟實體真正獨立於政府,而不是以新的方式依附於政府等等,都需要進一步努力。在政治體制方面,應該致力於理順中國社會條件下,人民與政府和黨等諸多屬於“政”的要素的關係,自覺堅持“主權在民”的基本理念。要致力於“民為官本”的文化培植,使我們的社會逐步告別“官為民師”的狀況。同時,致力於中國條件下的“治”權系統的合理配置,促使中央向地方,上級向下級,政府向社會逐步合理放權的發展,使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有可能真正產生於民間和基層,而不是相反。
其次,必須致力於公民意識與社會成員整體素質的提高。公民與臣民的最大區別在於,公民對於政府來說,是授權者,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政府與官員的治權都是來自於人民的同意,因此,公民是獨立自主的主體。臣民則是臣服於統治者的子民。服從與統治就是臣民時代基本的政治文化性格,相對於統治者來說,臣民僅僅是消極接受治理的客體。自從我國人民政權建立以來,在法律上已經結束了專制主義統治,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但是,要使人民真正實現當家作主的地位,強化公民的主權意識,消除舊社會舊的政治文化遺留下來的臣民意識十分重要。這也是構築社會普遍思想解放的根本基礎。
思想解放不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它首先必須表現為一種能力。要使解放思想真正成為一種社會常態,人們僅有解放思想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它要求社會成員普遍具有較高的素質,特別是要有開闊的視野和較強的思考能力。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就是力量的觀念深入人心,但由於工具理性至上的實利主義傾向的影響,社會在出現崇尚知識的同時冷落了思想。忽視了看似空靈“無用”,而實際上對於提高人們思考能力至關重要的諸多學科,如歷史、哲學以及社會發展理論的學習與研究。當前,應該提倡培植“愛智心性”,引導社會成員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建構自身多元複合的知識結構。使思維具有足夠多元的信息參與。這是思想永不停滯的不竭源泉。
總之,我們不能滿足於一次次地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的推動,而應該努力追求使解放思想成為一種常態。並通過訴諸於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提高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與思考力,培植起成熟社會應有的那種“自己發展”機制,為解放思想注入永不衰竭的動力。
（作者係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所長、教授）
（編輯：林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