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繼承和糾正了毛澤東
颳風下雨，不僅是自然現象，在象徵意義上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風風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幾陣風，動搖了為害已久的“左”傾教條主義與“左”傾空想共產主義的根基；幾場雨，沖刷了閉關鎖國幾世紀所積累的愚昧落後，並力挽狂瀾使我國不僅擺脫了“文革”所造成的險境並奇跡般地闖進了世界大國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時，人們在重重迷霧困厄之中頓見一片社會主義“好山色”，即終於見到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圖景。因此，也最終使人們相信在世界歷史上終將銘刻上屬於中國的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
鄧小平繼承和糾正了毛澤東。鄧小平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相伴而來的一場爭論——“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之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開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開局。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之爭，是為總結過去開拓未來制定了一條至關重要的思想路線，鄧小平稱之為“思想上的基本建設”，而歷史則將記載下這是二十世紀末期中國的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外國一家頗有眼力的報紙評論說:“貫穿著整個改革運動的其實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精神，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號，其實卻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效果非常大的原則，它使改革領袖可以放手採用古今中外任何發展模式的經驗和優點。”事實上正是如此。
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的現狀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排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定黨和國家的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提出“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方針，是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開始一段還糾纏於以調整為主還是以改革為主的爭論，待到廣大農民自發起來衝破人民公社的樊籠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改革立刻成為無可阻擋的主流。改革又由農村進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啟動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即將計劃經濟體制改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成為主戰場。市場和計劃這兩股勢力的較量極其複雜激烈，經過好多個回合。不少人將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所以很長一段時期內“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佔強勢，也有人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意見。直到黨的“十二大”以後才將我們的經濟定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這也不過是探索中獲得的一個中間站而已。
在達到這個經濟中間站的時候，曾一度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但由於改革倉促進行，未達到預定目標，加上當時其它因素，反而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學潮，導致上層領導人的變動。不久又招致了一場更大的暴風雨式的學潮，引起政局動蕩。兩次事件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最受影響的自然是正在進行中的改革事業。剛失勢的計劃經濟勢力企圖乘機捲土重來，有人更大張“共產主義建設”的旗幟以圖阻擋改革，最終是要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形勢趨於嚴峻。恰當此時，變革中的蘇聯突然垮臺，東歐變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中國怎麼辦？會引起骨牌效應嗎？中外都在等著瞧。剛經歷過兩次事件的國內相當一部分人一時對改革持觀望等待的態度，一些批評的聲音也起來了。這時候，不是別人，正是已經卸掉了一切職務的鄧小平以元老身份離開北京到南方廣東和深圳特區一帶巡視(他顯然是以保護者的角色最後一次蒞臨這個象徵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區)，他一路上講了一些極重要、針對性極強的話。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一百年也不能動搖；繼續走我們自己改革的路，誰不搞改革，誰就下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經濟來提高自己的生產力，經濟特區就要以市場經濟為主；不要害怕向資本主義學習，要更加敞開大門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及管理經驗，我們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對外則要“韜光養晦”，嚴格保持獨立自主。
鄧小平這次南巡講話震動了北京，在那裏，各種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國家就正式宣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並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應地引起了經濟的股份制改造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這樣不僅使中國的政局穩定了下來，也使資本主義國家大為吃驚，它們不能不對中國刮目相看，採取靜觀態度，不敢輕舉妄動。這就是鄧小平之所以為鄧小平。
自此之後，主要就是依靠經濟領域的改革並輔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別借助於科技的進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並穩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局。中國終於重新崛起於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經濟連年以兩位數增長，使過去那些“保四爭五派”(即認為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只能達到4％爭取5％)啞口無言。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角色。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中國的綜合國力特別是科技創新能力大為增強。不要忘記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我國目前的科技創新能力大體可以舉出如下諸項作為標誌:嫦娥1號發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識產權支線飛機下線，動車組飛駛大江南北，冀東南堡10億噸大油田被探明，國家鉅資建設12項大科學裝置，自主研製的第三代戰機殲－10亮相，等等。
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的現狀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舉一個例子，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國並沒有受西方多大的影響，不斷摸索著自己的道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這種新型發展模式不僅已經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和接受，而且也對俄羅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依我看，這也可看作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種描繪。
我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還只是剛開始
到了這一步，有人以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差不多了，中國已經處於內外交譽的“盛世”。這可稱之為“盲目樂觀派”。其實，我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還只是剛開始，就是經濟改革本身的“轉型”也還沒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們這個有十三億人口並且地區差別極大的大國，整個市場操作體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有待制定並經受實踐檢驗。目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總的說，只是為建設真正的民主法治社會(它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前提)開拓了空間，為進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體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礎。現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種問題已經向我們提出來了，如何發展民主成為人們集中談論的話題。例如，如何鋪開鄉鎮直選並進行縣級選舉的試點，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種權利(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如何精簡國家機構實現大部門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級選舉制以代替長期存在的層層委派制。
這裡特別要提到如何改善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是一個有關政體的大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問題。首先應當說，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好東西，我們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據如上所說，我們是一個多人口、多民族、並管轄不同地區的大國，為了保障國家的統一和政局的穩定，必須有集中，沒有集中就沒有統一。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過去對民主和集中的關係認識有誤，甚至把兩者的關係弄顛倒了。民主和集中，應當說，民主是第一位，是主體，集中則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產生人民代表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各級行政執行機構等)。因此，集中不能淩駕於民主之上，成為高高在上的指導者和發號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反過來就應當服務於民主即服務於人民，就是各級領導者都應當成為人民的公僕。過去我們把兩者的關係弄顛倒，實際上是以集中壓民主。這就導致權力高度集中于領導者之手，領導權力既無監督亦無制衡。這種權力壟斷勢必使特權橫行，特權成為貪污腐敗之源。這是我們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這個問題要作專題研究，這裡不多說。
應當常懷憂患之思而暫離“盛世”之說
這裡我倒要向那些“盲目樂觀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不僅我們許多領域的改革正待進一步展開和深入，就是已經過初步改革的某些領域也出現了新的問題:由於缺乏審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顯出措施失當，以致弊端叢生。如教育部門(主要是學校尤其是大學)出現了三大弊:市場化、官場化、大規模(將大學合併成無個性特色的超級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大傷。我國的國有企業已陸續告別了行政級別，告別了官本位。相反，我國一些較有名氣的大學卻陸續套上了行政級別，進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長(連同黨委書記)戴上某類並不算榮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實際上是降格，即使這些學校丟掉了自身本應具有的獨立的社會地位和本應享受的較優渥的生活條件，在學校內部造成一種追逐官位的風氣，有造詣有名氣的學問家反被輕視。這便遠離了辦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學術之繁榮，其可得乎？
我國的改革當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們的國力隨之大為增強，我們已是堂堂世界大國。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種社會差別尤其是城鄉差別還相當大，廣大鄉村發展之路還很艱難。因此總體上，正如一位外國評論家所說，中國是“一個既富有又貧窮、既強盛又脆弱的大國”。毫無疑義，我們正在富有和強盛起來，但貧窮和脆弱的一面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的國家還有不少不確定因素。因此，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常懷憂患之思而暫離“盛世”之說。我們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進入“深水處”，各種紮根很深的複雜問題正在浮現出來(包括上面所說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這些問題都要用進一步的改革去解決。因此，改革不能停頓或半途而廢。就外部環境說，世界的格局和形勢正在激烈變動中，多極世界並非有序形成，各種勢力正在較量中，許多問題難以預測。而在我們身邊，“台獨”更是我們的心腹大患。三十年來，在和平共處既定方針的基礎上，我們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趨成熟，能夠適應全球化形勢和從容應對這個領域的驟風疾雨，不負大國的聲譽，世界影響力日增。我們不搞霸權只求和平，但外交領域所面臨的各種複雜問題日益增多，敵意和隱患並未在我們面前消失，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地對待這個領域的問題，堅定地為世界和平與正義而努力。
總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形勢大變，不僅社會主義以嶄新發展模式穩穩地站住了腳，我國的實力和影響力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正在崛起，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實，但“盛世”之說為時尚早。許多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有些還是相當嚴重的，因此憂患意識必不可少。憂患意識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是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
(作者係資深理論家)
（編輯：林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