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特別是珠三角有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和排頭兵，港澳地區起到了重要作用。港澳因素在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設立和發展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珠江三角洲憑藉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創新優勢、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和勞動力與土地的低成本優勢，承接港澳產業轉移，形成了粵港澳之間在製造業領域的“前店後廠”式跨境生產與服務的產業分工體系。這種以優勢互補為基礎，以國際市場為導向，以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為特徵的區域經濟合作不僅推動了珠江三角洲地區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而且使香港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心轉變成為國際金融和商貿服務中心。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其密切的經濟聯絡、強盛的經濟活力和持續的經濟增長，被稱為中國的“金三角經濟區”。今天，廣東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推進粵港澳合作，再次成為廣東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實現科學發展的一個突破口。回顧和總結粵港澳合作的歷程，對於深化合作有重要意義。

　　深化粵港澳合作的著力點和影響港澳與內地經貿關係的兩個因素

　　正確認識粵港澳經貿合作關係特性和港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是正確把握深化粵港澳區域合作的著力點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基礎。粵港澳區域合作是在“一國兩制”條件下，中國內地的一個省份與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合作。港澳分別是兩個獨立的關稅區，而廣東並不具備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另一方面，港澳特別是香港是高度開放、自由和經濟上對外“不設防”的經濟體系，缺乏開展對外合作談判籌碼。這兩個特點決定了深化粵港澳合作的著力點在於廣東向港澳進一步開放市場；而廣東開放市場則需要有中央的授權和特殊的制度安排。

　　回顧港澳與中國內地經貿關係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內地的市場開放程度和港澳與內地的比較優勢是影響港澳與內地經貿關係的兩個基本的經濟因素。由於香港和澳門都是自由港，港澳與內地的經貿關係的緊密程度，主要取決於中國內地的市場開放度和利用港澳優勢的程度。根據中國內地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不同，我們可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內地與港澳的經濟關係，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中國內地市場基本封閉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第二時期，中國內地市場的局部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第三時期，中國內地市場全方位開放時期。以中國加入WTO為標誌，中國內地市場進入了全面開放時期。珠三角地區經過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基本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隨著人民幣升值、加工貿易政策調整、成本上升和資源與環境對經濟約束增加，珠三角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面臨轉變。中國內地市場的全面開放和粵港澳之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導致了CEPA的產生。這使粵港澳區域合作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推動區域合作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進一步開放廣東的市場，降低港澳資本和服務業進入的門檻是推進和深化粵港澳合作，構建更緊密的粵港澳區域經貿關係的重點；而在中國進入全方位開放和廣東處於國家經濟發達地區的條件下，在不違背WTO原則和兼顧國家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中央如何把握賦予廣東在開展與港澳經貿合作中更大的開放度和自主權，是深化粵港澳合作的難點。

　　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兩大成果和面臨的挑戰

　　現有的粵港澳合作關係和模式是深化合作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區域合作形成了“前店後廠”產業分工模式；產生了兩大成果：珠三角世界性製造業基地崛起和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形成。

　　以自然條件而論，珠江三角洲應該是最適應農業發展的地方。但是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自然條件從來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珠江三角洲地區利用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創新優勢、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和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優勢，承接港澳特別是香港製造業的轉移，從而迅速崛起，從農業社會的“魚米之鄉”成為世界性的製造業基地，走過了發達國家用近百年時間才能走完的發展之路。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排頭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