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第一部被“槍斃”的合拍片
《大只佬》，內地上演版本幾乎面目全非
《功夫》，香港與內地均賺盡票房與口碑
“我已厭倦了別人老是問：‘閣下是否要挑戰好萊塢？’我真的覺得，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跟好萊塢的不一樣，但卻不比好萊塢差。”邵逸夫曾說。在大衛·波德威爾的《香港電影的秘密》，如此概括這一輝煌———“香港電影是電影史上的一個成功故事。20多年來，這個約600萬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擁有全球規模數一數二的電影王國，所製作的電影數量，幾乎超越所有西方國家，輸齣電影之多，只僅次於美國。”
都成傳奇了。所謂傳奇，既因為它絢爛時讓人不可逼視，也在於好景不常在，其輝煌難再複製。1990年代起，香港電影便開始陷入一片冰涼的低潮期。電影人、影迷、影史專家各有分析，卻都“只談病，不談藥”———大勢已去，縱有靈丹妙藥也難回春。
“一個僵屍片成功，他們就拍100部僵屍片，一個英雄片成功就拍100部英雄片。觀眾進去一看就是這樣，都看膩了。”成龍2005年在北大演講時說，越來越多的粗製濫造、跟風模倣之作嚴重敗壞觀眾胃口，也讓電影類型必然走向死亡之路。
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一貫“憤世嫉俗”的演員黃秋生早在10年前就嗅到香港電影的死亡氣息。“根本沒人聽，還有人說我，‘你為什麼要說我們不好’，‘亂講話’、‘神經病’，什麼帽子都有。”他告訴記者，之所以沒落至今天這步田地，全因香港人太“懶”，不懂思變，即使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外敵伺機興師。
1990年代中期的情形是，港產片大量減產，賣座普遍低迷，票房連續下挫，韓國等地外埠片商對港片採取抵制及壓價措施，導致賣埠價錢直線降低。西片逐步抬頭，一部《侏羅紀公園》勢若破竹蓆卷全球，美國電影重奪香港電影市場。1997年後盜版猖獗，更如雪上加霜。加之吳宇森、袁和平、林嶺東、周潤發、成龍、李連杰及楊紫瓊等人才外流，令香港電影元氣大傷。
呼啦啦似大廈傾。2004年12月，聖誕節檔期沒有港產片上映(《如果·愛》屬於合拍片)，媒體開始以“香港電影冰河期”為題，香港電影頓時以“猝死”姿態出現在各大媒體上，附送詞彙是“零票房、創新低、千瘡百孔、積弱多年、危急時刻、挽救方案、救亡運動”。導演陳嘉上用唱國歌的聲調喊出心聲：“起來，演員同志們，香港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成龍、曾志偉、林小明、施南生等人組成的“緊急應變小組”，在位於香港新界寰宇影視公司18樓的辦公室裏成立，呼籲政府伸手幫助影業逃出生天的問題，呼籲個別高片酬的演員主動降低片酬。
深陷泥沼，積重難返。雖然2002年橫空出世的《無間道》票房口碑雙收，成為救市之作，但一己之力豈能力挽狂瀾。2006年劉偉強奉獻《傷城》時，講的仍是“這是一座受傷的城”———“萌發故事創意的時候正是2003年香港電影最難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傷心過後尋求復原的方法……有傷心的人才會有傷心的城市。”
有些人誓要與這座“傷城”同進同退，不離不棄。2004年歲末，周星馳《功夫》被稱作是“最後一把火點亮了香港影壇寒冷的夜空”。“冰河時代”扛旗人物杜琪峰早在1997年成立了“銀河映像”，也為迷茫的香港影壇吹入清風，且堅持己見，以驚人創造力和熱情打造一系列“香港製造”。
有些人則探首北望，尋找合作契機。自內地改革開放之後的數次港人北上熱潮之中，不乏影人蹤跡。2006年底舉辦的“80-90 年代內地與香港合拍電影回顧展”中，集中展出了《霸王別姬》、《新龍門客棧》、《陽光燦爛的日子》、《大話西遊》等合拍電影佳作。但九七之後，“儘管內地制定了諸多優惠鼓勵政策，相應的審查尺度卻愈來愈嚴格，令港方大為頭疼。”影評人魏君子評述此時的合拍片。2005年，杜琪峰電影《黑社會》為了通過電影局審查，更名為《龍城歲月》。影片更做了大幅修改和刪減，砍掉10分鐘暴力內容。
合拍片才是發展路向！但香港影協理事長洪祖星則對媒體表示，製作合拍片存在一定技術困難，如文化差異以及要配合國家政策等，“這些政策相信難以改變，故此希望內地電影也推行三級制，讓一些暴力和恐怖片可以在內地上映，變相放寬劇本限制。”
“人在風暴中，無奈地打轉，如像風沙，倦也須兜轉。全為貪順風，沒作主挑選。如今逆風，豪邁地奔遠，重拾心內真，撞碎風千串。”當年林振強、羅大佑為發哥寫的一首《飛沙風中轉》即是講述港人見慣的“順流逆流”。資深影人陳柏生說，“如何與內地合作，但仍可保留港片一貫特色，倒是香港電影工作者要探討的重要的課題。”香港電影如何救亡圖存，答案也在風中飄。
編輯：莎莎
